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高等教育哲学

　　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各种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可谓琳琅满目，异彩纷呈，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政治革命的进程，政治哲学主导下的高等教育哲学似乎并未形成一致的基础。由于政权的更替和时代的变革，相应的哲学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更替和变革，这种变革进一步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欧美的实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理性主义哲学、进步主义哲学、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都相继传入我国，杜威等西方哲学大师频频来华宣讲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和本土的儒家哲学相结合，并被逐步改造，从而形成多种哲学彼此交融、多元共存的局面。在大学校园内，中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想相互激**、兼容并包，西方各种哲学思想可以大行其道，中国的本土哲学也占有一席之地；校园内既有西装革履的欧美学者和留学归国人员，也有坚持复古思想、拖着长辫子的国学之士。

　　哲学思想上的包容和多元，指导着中国的高等教育走过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为中国高等教育史写下了浓重的华章。如这个时期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乃至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都被认为是我国新文化、新思想的重镇，并且创造了一个个教育奇迹。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马相伯等人的高等教育思想，正是中西方多种哲学思想相互融合的结果。以蔡元培为例，他自幼进入私塾，接受过10年的私塾教育，有深厚的中国哲学功底，后又长期赴德留学，深受德国哲学的影响。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的那样：“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1]这些哲学思想都对他后来形成“五育并举”“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高等教育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等人的思想的形成也大抵如此，都深受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些人和事，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交流被迫中断，中国的高等教育一边倒地向苏联学习，“以苏联为师”一度成为我国的指导思想。在哲学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专政哲学全面主导甚至取代了欧美资产阶级哲学和本土儒家哲学，单一、封闭的哲学体系取代了开放、多元的哲学体系。在高等教育哲学方面，苏联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论的哲学）指导着中国的高等教育建设，从院系调整、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各个方面来看，苏联高等教育哲学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这种哲学思想上的一家独尊，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中国社会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哲学上的一元和统一，有利于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这种一元论的哲学思想，极易导致思想的僵化和权力的过度集中，缺乏包容性和弹性，极易导致专制和“左”倾思想的产生。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胜利，但其成果很快被“大跃进”“**”等政治运动消耗殆尽。在高等教育上，取消高等教育招生考试等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忽视了高等教育的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这些挫折或混乱，无不与哲学思想上的苍白和单一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