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的前半段没有冰面可以看，北半球还没有到隆冬季节，南半球则渐渐要入夏。所以开始一段时间我们基本都是在熟悉船体内部构造和设施特点，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南极冰川的理论知识要熟悉，这也是为了后期到了冰原地带了可以理论实践结合在一起。

　　至于和外国船员的交流方面则比我想象的要好些，因为这船之后会作商用，所以选的船员基本都是多少会一些英语的，即使有俄语口音也基本还能明白在说什么，因此大多数时候不需要找翻译出马。

　　我们的翻译是个中俄混血，出生在山东，一口标准的山东味普通话。姓游，有个挺有意思的中文名字，叫游咏，感情又是一名为水而生的汉子。他俄语名字太长，只记得是“彼”打头“斯基”结尾，具体我没能记住。他长得人高马大，和俄罗斯船员几乎不相上下，虽然常年在海上，但因为血统关系，所以也不怎么黑，一头褐色卷发，嗓音嘹亮。据他说，他小时候随家长工作关系去俄罗斯呆过一段时间，也会英语，只不过远没有他俄语好而已。

　　作为一个翻译，他的交际能力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虽然刚刚上船的时候，他和我们这批船员都不认识，但他为人豪爽热情，很快就混熟了，而且借着语言优势，他在俄国船员那里也挺吃得开，大家见了他都会和他热情地问好。

　　大概唯一对他冷面相向的，就只有司马了，游咏私下里也问过我，他以为自己是不是什么时候得罪到了司马而不自知，所以才一直不待见他，我说司马就这样对谁都是一脸没有表情，他听了似乎是放下些心来，只不过之后也基本不怎么会去直面司马以避免尴尬的场面。

　　我们起航后大约过了3周的时间，到达了新西兰。葛云翼上岸后买了不少东西回来，堆在舱室里面，被我们其余三人鄙视了好一阵，想当年他也是鄙视别人出船当旅游的人，没想到现在自己就成为被鄙视的那个了，不过他皮厚，没把这些当回事。

　　其实我倒是多少能理解他，船上的日子多数是无聊而单一的，原来身处船领导位子的时候，因为责任在身，谨小慎微，就怕出事了要担责，所以很少有无聊的感觉，有空了就去巡一圈岗，把那些玩忽职守的骂一顿，时间也就过去了。现在是来学习的，肩上没了责任，反而觉得无聊了。

　　无聊到，我甚至差点忘了，此行除了学习，是去干嘛的。

　　当时司马告诉我们，他把所有关于那个组织存在的证据都放在俄罗斯的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其中之一——东方站里头，我的内心是崩溃的。我想这家伙为什么要这么想不开，东西放哪里不好，要放到那块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地方，而且即使要放过去，也不要放在被称为世界寒极的那个科考站啊，这放得的确是别人找不到了，可自己要拿回来也要麻烦到脑袋冒烟。

　　不过后来冷静下来想想，放在那个地方，也是最保险的做法。尤其当时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国内情势，他放哪里都难保被翻出来烧了。据他所说他当时是传承过一次的，就是后来我们认识的那个司马。要是在那次传承过程中有任何的差池，他之前几十年做得一切也就没有了意义。

　　而他当时会把东西放到东方站，也实在是一个巧合。据司马叙述，他当年不像现在还身边有我们几个多少能帮衬一点，他当时完全是孤立无援，被对家追得东躲西藏，在一次跑到在东北暂时把人甩了的时候，偶然遇到了当时要去苏联文化交流的一支学生队伍，他因为当时俄语说得不错，长相看上去也温文无害，就和那些学生混熟了一起出了国门。后来前苏联要开发南极，建造“和平站”和“东方站”，他又辗转加入了建设的队伍。

　　按照他一贯的习惯，他的描述都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我很难想象他那样的人是怎样长袖善舞地和一群人混熟去到国外，那种画面想想就觉得很恐怖。

　　不过，我猜得到他一个非俄籍人员是以什么身份去参加建造南极站点，我也曾听说过当时苏联在建造南极的第一个科考站“和平站”的伊始就有人员死亡，因此我很难想象其中的艰辛与面临的危险，这简直就是拿命在搏。

　　所以相比之下，这次的行程简直就是休闲之旅了。

　　当然，司马等这个时机也等了很久了，这次哪怕我和葛云翼不加入，他和叶烨还有秦萧也是要去的，我们的加入算是多一份助力而已。

　　在出发之前，我们就已经做好准备，事情不会这么顺利完成，并且在出发第一天就如临大敌般警觉，但是，在二十多天的风平浪静当中，那种警觉性，却被慢慢钝化了。

　　离开新西兰港口后第二天，我和葛云翼先吃完早饭回舱室，一踏进门我就觉得似乎有点不对，然后就发现葛云翼的**被放上了一朵蓝色鸢尾花，花瓣上的露水甚至还没有干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