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因战备原因，西南师范学院被强令迁往梁平县、忠县农村办学。吴宓向西南师范学院学校党委打了一个报告，说到：“老朽老了，能不能就在学校劳动？”学校未能批准，吴宓还是被遣送到了梁平县的一家农场劳动改造。

　　劳动改造中最作践吴宓他们的，是让他们三顿饭前，都要拿着碗筷“请罪”，比如大骂自己不是好东西，是混账王八蛋这类的。吴宓他们不想说，或者说得不利索，就要遭一顿毒打。几个月后，原本眼睛就有问题的吴宓右眼忽然全盲，左眼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即将失明。

　　1972年，79岁的吴宓被允许返回重庆养病。自1970年开始，他的工资被学校扣发，每月只给30元的生活费。看病、疗伤、请保姆这些费用加起来，30元远远不够。钱不够，不愿低头求人的吴宓只好向往日的朋友借债度日，他在陕西老家的弟弟、妹妹以及好友王芳吉之子也经常寄点钱帮助他。

　　1973年9月，吴宓的妹妹吴须曼从陕西省泾阳县到西南师范学院看望吴宓。吴须曼知道像哥哥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境况不会有多好，只是她没想到那么糟糕——衣服只有两三套，一件蓝布面的棉袄，上面缝补有三十六处。被褥单薄，也不知道他冬天怎么熬过来的。当时购物不仅要钱，还需要各式各样的粮票、凭证，而吴宓手上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箱子和桌子的中外书籍。天气热了可以脱衣服，天气凉了可怎么办？吴须曼回到泾阳县后，即刻赶制了棉衣、棉裤、被子和毛衣寄给吴宓。

　　1975年夏天，吴须曼再次来到西南师范学院。这时的吴宓已经不适宜一个人生活了，他的腿摔伤过行走不便，一只眼睛又失明。一些人欺负他年纪大了，来偷他珍藏的书。动乱中有人拿了他的书，知道他恢复工资后，又跑来找他，说，老吴，当年那些人抄走了你的书，我想你可能用得着，我请客送礼，好不容易帮你保留下两本，你看你还需要不？我也不是来找你报销我请客送礼的那些钱，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只是觉得这些书珍贵……老吴你还是这么倔强，既然你非要给，那就给五十吧……你也真是，这点钱都要给……吴宓千恩万谢把这人送走，才明白，重新买回这些书，自己的每月工资也花的差不多了。更可气的是，有人前脚把书卖给吴宓，后脚又偷偷潜到他屋里偷他的书，隔天再卖给他。学校补发他的工资，也这样被人骗走了。

　　除了书，他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块价值几百元的进口表了。这块表当然也被人盯上了。有个重钢五厂的无赖骗他说，自己工作需要手表，这闹钟不仅可以到时间就闹，而且字大，眼睛不好的看着方便，于是就把吴宓几百元的手表换成了一个六块钱的小闹钟……骗老先生的手表不算，这个无赖还愚弄老人，说现在坏人多，晚上你住着不安全，让吴宓请人把居室的窗户和门上的小窗全部用钉子封死。夏天的重庆本来就热，窗户封死，吴宓住的小屋更像一个不透气的蒸笼。

　　当时吴须曼零零星星听到这些故事，又急又气，她再次请求哥哥吴宓和他一起回陕西，可是吴宓没有同意。原来有人捉弄他，对他说：“你吴宓是大教授，回原籍以后，那些地痞流氓晚上会去找你，要你拿钱，你要没钱，就会杀你。”吴宓年纪大了，有时脑子比较糊涂，不能明辨是非，任凭妹妹怎么劝他跟自己回老家，他也不为所动。最后没有办法的吴须曼甚至请来几位老教授帮着她一起劝，也没用，老先生说不去就不去。

　　1976年冬天，吴须曼接到一位朋友的信，这才知道哥哥吴宓已卧病在床多日。吴须曼赶紧到了重庆，这次吴宓终于松口了，同意跟妹妹回老家。得了这个准信，吴须曼立即发了电报回家，把儿子和女婿都叫来帮忙。当时吴宓行走不便，由这两个晚辈用凉椅绑成滑竿样的轿子，将他抬上西南师范学院派的吉普车，又抬上了火车。

　　当时吴宓除了枕头下压着的七分硬币外，身无长物，随身的行李，除了两个旧箱子，还有一只小红箱，小红箱里装着历经浩劫后残存的少部分日记和文稿。所有这些，就是吴宓带回老家的全部私人财产。

　　吴须曼家的房屋不宽裕，她就在泾阳县面粉厂对面租下了一间民房让吴宓居住。刚开始由他们夫妇照顾吴宓，后来由高中毕业在家的女儿王还珠照顾，直到她1977年11月上班。

　　吴宓当时已经不能走路了，平时都是躺在**看书，一直没有出过房门。

　　吴宓有大把的时间回忆过去，他给侄女王还珠断断续续讲述了自己从儿时起直至出国留学、归国执教、游历欧美、婚姻恋爱等等一生的经历。令王还珠印象最深的，还是一次闲谈。

　　吴宓问她：“还珠啊，你们中学英语学了多少内容啊？”

　　王还珠回答说：“学得很少，中学已经不开设英语课了。”

　　吴宓又问：“这是为什么呢？英语这么重要。”

　　王还珠没法解释这是当时“教育革命”的需要，灵机一动，骗他说：“缺英语老师呗。”

　　吴宓听了激动得大喊：“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你告诉他们来请我，我可以为这些学生讲英语！”

　　1977年11月，王还珠因招工上班，不能再全天照顾舅父，吴须曼便托人请了位河南保姆照顾吴宓，直到他去世。

　　1978年1月14日，吴宓突然食量大减，第二天便只能进几口牛奶。于是他被送往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13医院进行抢救，医院就在面粉厂隔壁。房东大妈后来回忆说，当时她深夜忙完回到家中时，被告知吴宓病情危急，她赶紧跑去当时抢救人的医院，吴宓躺在病床时已经昏迷了，他的妹妹和亲人都在身边。到了17号凌晨3点，人就走了。

　　他终于得到了解脱了。回到家乡，家人的亲情和旧友的友情温暖着吴宓的心灵。但他心灵的创伤依然难以愈合。

　　有时夜里，估计又做了噩梦，他挣扎着呼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由于医院没有太平间，吴宓的遗体被暂放在他妹妹的宿舍里。随后被送往西安三兆火化。一代宗师就此走完了他崎岖、坎坷的一生，享年84岁。

　　细观吴宓的一生，受尽命运女神的捉弄和摆布，事事不能如意。吴宓的好友陈寅恪这样评价他：“吴宓性本浪漫，只是为旧道德所拘，感情不得发舒”。

　　吴宓的得意门生钱钟书的评价更详细些，他说：“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胆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以讥笑。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

　　1979年7月18日，西南师范学院为吴宓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把那个动乱年代强加在他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恢复了吴宓的政治名誉。

　　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全家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2016年，由南京大学学衡研究所办辑刊《新学衡》（第一辑）问世。吴宓的学术成就重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我们至今怀念吴宓先生，我想，《新学衡》杂志的创刊，是我们对吴宓先生最好的纪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