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授治校”决定国立清华大学发展的柱石，被梅贻琦赋予校内合法地位并夯实镦牢后，清华这个在历史夹缝中闹腾了20年的“政治皮球”，于“九一八”学潮稍微缓和之后，终于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起来。

　　梅贻琦是一个富有理想，且把理想与现实结合、设法落到实处的实干家。按既定计划，他要做的几件大事包括增聘教授，扩建图书馆、体育馆、教职员与学生宿舍，充实图书仪器，加强文、理、法三个学院阵营等等。

　　1932年2月，梅贻琦又提出清华“拟向工程科学方向发展”，以配合政府发展国家急需的理工学科，满足工业界实际需求。而适应这个需求最切实的，就是设立专门的工科院系。可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梅贻琦准备施展抱负的时候，一件令他备感头痛的事发生了。

　　清华庚款基金自1929年由中基会“永久保管”后，因为管理得当，盈余基金逐年增加，各方都感到非常满意。1929年至1931年，由中基会代领的美国每月退回赔款，除拨汇留美经费外，余款悉数按规定拨作清华大学经费。

　　按原定计划，自1932年至1940年，每月退款数目增加，每年约有138万余元。《章程》规定，清华大学的常用经费每年为120万元国币，余额留作基金，在庚款未满期间，基金本息不得提用，满期后只可动用基金利息。中基会根据教育部核准的清华大学及留美学生经费预算，每年分别发放应用。

　　梅贻琦在1931年12月3日上午做就职演说时，第一条就谈到了清华的经济，并说清华的经济在国内算是特别好，清华也是特别的幸运，继而谈道：“如果跟外国大学的情形比起来，当然相差甚远，譬如哥伦比亚大学本年的预算，共有三千六百万美金，较之清华，相差了不知多少。但是比起国内的其他大学，清华的经济不能算少，而且比较稳定。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时候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要力图撙节与经济罢了。”

　　这个演说，听起来底气十足又不乏谦虚和理性，演讲者与听讲者心情之愉快可想而知。只是仅过一个多星期，就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国民政府因处境艰难，军政开支浩大，财政拮据极度困窘，决定自1932年3月停付美国庚款一年。

　　按照中美协议，如中国停付庚款，美国方面因无收入而不能“退还”多余庚款，即同样延迟一年。如中国继续延迟支付庚款，美方自然照例延迟“退还”。如此这般，清华庚款无继，所需常用经费戛然而断。

　　在此情形下，梅贻琦只好与评议会商定，一旦清华庚款停付，“全部费用都要重加审定，各事要就其性质缓急重为分配，能稍缓的暂行从缓”。

　　屋漏偏逢连夜雨，清华方面正在与外交部交涉之际，又横生枝节，国立北平三校公开提出向清华借款。此前，因清华拥有庚款基金，常为外界各种势力所觊觎，南北政府也曾多次图谋挪用，并有勒令清华购买政府发行的“公债”等举措。

　　梅贻琦在清华当物理教员的时候，北洋政府曾因财政困难，教育经费无着，想将清华一部分款项提出分于各校以便接济，幸亏当时的外交部，以适当的理由拒绝，所以没有实现。如今，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各校经费难以为继，便有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请所在院校当局，向保管庚款及享受庚款机关借款以维持校务的提议。因为清华是享受庚款最大机关和既得利益者，自然成为群雄逐鹿的焦点。

　　经过当时北方教育界大佬李石曾zeng提议，召开国立北平四校校务讨论会，就借款一事进行讨论。北大校长蒋梦麟、平大校长沈尹默、师大代表李干臣、清华大学代表冯友兰出席会议。

　　会上，冯友兰代表梅贻琦校长发言，称“外面误认为清华有很多的款子，不过各校太苦，清华比较充裕些，也不见得有极多的余钱”。最后解释因此前办理各项建筑向银行借了款子，如果金价大落，没有余款，还要另外设法云云，其结论是：“本校对于平津各校困难情形，极愿帮忙，但殊无余力可以做到。”

　　借款者眼看冯友兰软硬不吃、油盐不进，便按沈尹默所拟的谋略调整思路，由正面强攻改为侧翼插进，从基金会方面下手，于是便有了第二次会谈。

　　这次会谈由足智多谋、江湖上号称鬼谷子的沈尹默出面，约请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参会，并有李石曾、蒋梦麟、李干臣、梅贻琦等四人出席，会商清华基金借款办法。入会者讨论很久也没有定案，最后由李石曾提议，称三校向清华借款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大家出于对清华的关爱，为清华基金拟一个存放的方法，等平津教款经财政部指定确实担保，并经银行界认为可靠时，才向清华商量。若将清华基金存在北平某银行内，如投资一样，清华可得利息，不致受到影响。银行得了这笔存款，然后转而借与各校，如此银行又做了一笔生意，而各校得此借款便可维持。

　　李石曾言毕征求梅贻琦的意见，梅贻琦认为李石曾的说法似有道理，但清华方面不能不加以审慎考虑，最令他担心的是，以后万一担保发生问题，清华基金也会随之发生问题。

　　鉴于此种险情，梅贻琦表示“希望平津教款早日有着，或者财部能指定担保，迳由银行借款最好”。

　　北平三校借款的消息传到清华园，师生自是不情愿，《清华周刊》以“本校生死关头，平津院校拟动用本校基金”为题予以报道，表示坚决抵制。梅贻琦、冯友兰等通过评议会加以解释，称对国立北平三校师生处境，只表同情不借款。经此说明，即将掀起的风潮才得消散。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正在这时，庚款确定停付的消息传至清华，对梅贻琦和众师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4月30日下午，梅贻琦亲赴南京，拜谒教育部长朱家骅，就庚款停付一事进行榷商。

　　梅贻琦来到南京教育部，当面拜谒朱家骅，因朱家骅有中央大学欠薪的不快经历并面临全国教育界濒临崩溃的境况，对庚款停付以及清华方面的要求自是同情。于是朱、梅携手，经与财政部和行政院相关人员反复协商，终于使财政部答应暂借一百万元国币，由中基会按月发放，以维持清华的正常运转。

　　面对新的形势和财政状况，梅贻琦原拟的清华扩充发展计划受挫，此前最为各界看好的工学院，于1932年6月遵教育部令勉强成立。暑假招收二系一年级生及插班生，但因缺乏基本教学设备，只聘就顾毓琇为电机工程系主任、庄前鼎为机械工程系主任，工学院院长一职暂由梅贻琦兼任，以期与各方周旋，使刚成立的工学院早日步入正轨。

　　同年9月14日上午，梅贻琦出席清华二十一年度开学典礼，明确谈及清华面临的经济危机，同时敬告学生：“在中国今日状况之下，除安心读书外，还要时时注意到国家的危难。我们如果要像欧洲中世纪僧院的办法，是绝对做不到的。但我们要纾难救国，不必专以开会宣传，为已尽其责，宣传效果如何，是大家所共知的。我们应该从事实上研究怎样可以得到切实有效的方法，帮助国家做种种建设的事业，这样才可以把学问做活了，我们的学生将来才成社会上真有用的人才……”

　　梅贻琦最后所指，乃是继“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全国高校因抗日**而爆发学潮之后又一次反日情绪的高涨。

　　“九一八”事变之后仅四个多月，即1932年1月28日，日本陆海空三军联合进攻上海，中国政府属下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及第五军将士英勇抗战。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几易主帅，中国军队遏制了日军的攻势，后因孤立无援而失败。

　　3月9日，日本利用清皇族所搞的伪“满洲国”在长春宣布建立，由流亡东北的清逊帝溥仪任执政，原清廷汉人官吏郑孝胥出任总理兼文教部总长，年号“大同”。

　　伪“满洲国”成立后，对外发表《建国宣言》，宣布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对东北地区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统制，凡长城以北关外东北四省均为满洲国法理领土。

　　3月14日，以英国代表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来华调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情况。该团畏首畏尾，调查进展缓慢，激起国人强烈不满，全国各地学生反日情绪再度高涨，并展开了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其间，清华大学师生先后联合燕京大学等校学生，发起“北平市民公祭抗日殉国烈士大会”和“九一八”半周年纪念会，同时利用中共地下党掌控的“世界语联合会”“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社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时间，整个清华园笼罩在忧愤苦闷之中，用梅贻琦的话说就是“几乎无心谈别的事情了”，所以，这才有了梅贻琦以校长身份对学生的谆谆告诫。

　　与此同时，梅贻琦清醒地看到，国人沉浸在“忧愤苦闷”中的另一面，即不能振作的萎靡状态与麻木心理。

　　在1932年清华举行的“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会上，梅贻琦在演讲中公开提醒国人与在校师生：“中国目前的现象，如患重病之身，不过这病不是立刻就要死的危险病，而患的是血脉不流通，神经麻木，周身不能联络贯气的一种病。行见周身溃烂，体无完肤，不待人之谋我，我自速亡。”

　　梅贻琦发自内心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悲愤之语，很快得到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