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平静下来的清华园，在卢沟桥事变，北平和天津沦陷后、即将面临更大的浩劫。

　　日军占领天津后就迫不及待地将枪口对准了南开大学，整个校园弹片横飞，黑烟滚滚，烈焰升腾，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灰飞烟灭。这所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人创办、靠各界人士赞助，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

　　日军之所以对南开大学进行惨无人道的荼毒，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各类学校，特别是位于北方的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都是“排日抗日”的中心，而要彻底击垮一个民族，除了动用武力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予以摧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征服。因而日军怀揣仇视心理，对南开进了毁灭性破坏。

　　当南开校长张伯苓闻此噩耗时，老泪纵横，悲怆不能自制。但他强忍剧痛，以悲壮的语调和不屈的精神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的损失，绝不挂怀，更当以本校一贯精神，重为南开树立新的生命。”

　　7月31日，蒋介石约见张伯苓，以同样悲壮与坚毅之情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蒋、张此次公开谈话，给茫然四顾的平津教育、学术界人士注入一支强心剂，慷慨悲歌之气油然而生。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已转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置于敌人炮火中的高校迁往西南一带腹地继续办学。

　　8月下旬，国民政府决定由已被敌人占领毁坏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以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天津北洋工学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北临时大学。两个临时大学以原各校校长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迅速赴当地选址筹备，尽快组织师生撤出沦陷的平津，在新的自由地区开课。

　　经过一个多月的忙碌，各项事宜筹备就绪，东南部地区的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以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山东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数所院校，已准备或正在迁往西南地区继续学业，抗战爆发后中国教育界院校大迁徙的悲壮序幕，在隆隆炮声中全面拉开。

　　高等学校内迁，一方面摧毁了日本帝国主义毁灭中国教育的梦想，也使其企图利用中国的文化教育阵地、教育设施来奴化中国人民的妄想彻底破产，同时保存了我国教育的精华，使中华传统不致因抗战而中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内迁行动具有深刻的拯救民族危亡，抵抗敌伪奴化教育的意义。这是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势下，通过教育界先进人士及广大爱国师生的共同努力实现的。但是学校在颠沛流离、辗转迁徙过程中，蒙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经济浪费，人员伤亡更是难以估计。

　　抗战第一年，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全国高校财产损失达4172万元。108所高校中，91所遭到破坏，10所完全遭破坏，25所因战争而陷于停顿；教职员减少17%，学生减少50%。

　　1937年11月1日，由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校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据梅贻琦报告称，由沦陷区迁来的学生共1452人，清华学生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另外有北大、清华在南渡途中于武昌联合招收新生，以及南开附中升班新生共114人、借读生218人。三校赶到长沙临时大学的教员共148人，其中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三校规模与人数，以清华为盛，北大次之，南开又次之。教员与学生人数，三校依次的比例约为7∶5∶2。当然，因交通阻梗，尚有各种原因拟赴长沙及在途中未到者，临大当局限于11月底到达，若全部到齐，全校学生可维持在1500人左右。

　　以上只是师生人数，若加上从各个方向赶来的职员、工人，全校总人数达到1700左右，加上教职员工家属，人数更为庞大。

　　开课之后，穿越敌人数道封锁线、经过数月颠沛流离之苦云集而来的师生，痛感祖国山河已如柳絮般破碎不堪，这一方平静乐土得之不易，心中增添了一种悲壮气概。主持校务的临大常委梅贻琦则认为“烽火连天，弦歌未辍，虽校舍局促，设备缺乏，然仓猝得此，亦属幸事”。

　　这确实是一件幸事，在这样艰苦的岁月中，师生们却以“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出色完成了教学任务与各自的学业，并产生了杨振宁、李政道、汪曾祺、徐贤修、何炳棣、何兆武等等一大批后来获得诺贝尔奖或在世界文学与科学领域出类拔萃的优秀学子。

　　这种境况是西南联大师生的幸运，也是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抗战与战后重建与复兴的大幸运。

　　临大开始正常运转后，潮湿寒冷的长沙古城，又增添了大批自平津、河北、山东、河南、南京、江浙、上海等地流亡而来的教育学术界人士及其家眷。伴随着前线战场国军不断溃退以及大片国土连连丧失，整个华北、华东沦陷区大批机关职员，各行业的知识分子、工人、商人，甚至城市与乡村难民、乞丐、小偷、流氓无产者等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样纷纷向长沙涌来，整座城市呈现出人满为患、混乱不堪之势。

　　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国人悲怆哀绝，伏地泣血，整个世界为之震动。骄狂的日军开始集结精锐部队，沿长江一线大规模向西南方向推进，地处两条干线交会处的军事重地武汉三镇，立即成为中日双方瞩目的焦点和即将进行生死一搏的主战场。

　　长沙离武汉只有300公里，一旦武汉失守，敌人必溯水而上，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刚组建不久的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研究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文化、学术机构，又一次面临迁徙的历史抉择。

　　以梅贻琦为主席的常委会经过反复研讨，最后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市，因为昆明地处西南，距前线较远，且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战略意义还在于，一旦内陆全部被日军攻占或封锁，还可通过滇越铁路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予以周旋，为民族复兴保存最后一批文化种子。

　　搬迁大计已定，临大师生于1938年2月初结束第一学期学业，即打点行装，以悲壮的豪气英姿，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经过68天的翻山越岭，夜宿晓行，4月28日上午，临大师生们带着满身风尘和疲惫，终于抵达昆明东郊贤园。

　　在隆重的欢迎仪式上，负责带队的陆军中将黄师岳站在队伍前逐一点名完毕后，将花名册郑重地送交梅贻琦。这个简单神圣的仪式，标志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生旅行团，成功地完成了由湘至滇的千里奔徙，全体成员平安抵达目的地的光荣使命。自此，数千名师生在昆明正式组建了足以标榜青史、永垂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