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方案”的失败，为梁思成的政治生涯蒙上了一层阴霾。而外界愚昧的批判，无情的指责，以及危在旦夕的古建筑，更令梁思成饱受折磨。心力交瘁下，1954年秋冬之际，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病倒，住进了同仁医院。

　　为了避免相互交叉感染，夫妻二人被分到不同的病房，每当梁思成稍微好些的时候就会来到林徽因病房陪她，只是此时的林徽因已经衰弱到难以讲话的地步。

　　多年后，陈占祥回忆起他在探病时看到的那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已经说不出话的林徽因与梁思成默然对视，久久不语，诀别前的依依不舍令人肝肠寸断。

　　林徽因病得很重，肺部已布满空洞，肾也切除了一侧，结核菌已从肺到肾、到肠，可以说活着的每一秒都备受煎熬。

　　当女儿梁再冰去医院探望林徽因时，她却强撑着病体，激动地对护士说：“这是我的女儿，看她多健康啊。”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梁再冰无比难过，因为林徽因从来不把自己当病人，这一次大概真的是要走了。

　　我们常说母子连心，梁再冰的预感没有错。

　　1955年3月31日深夜，林徽因突然间以微弱的声音请求护士，说想要见丈夫梁思成一面，年轻的护士不能体会夫妻二人之间深厚的情感，所以没有满足林徽因这最后的愿望，只是冷冷地回答说：“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然而，林徽因却没有等到“明天”，更没有等到她钟爱一生的梁先生，1955年4月1日凌晨6时20分，林徽因不幸在北京同仁医院病逝，享年仅仅51岁。

　　当梁思成被搀扶进去，看到已经闭上眼睛的妻子时，从不落泪的他痛哭失声，他握着林徽因的手不断念叨着：“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

　　林徽因弥留之际，究竟想和梁思成说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想提醒他好好保重身体，或许是想规劝他以后孤军奋战时要讲究点策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依然惦记着自己一生风雨同舟的爱人与同伴。

　　回顾林徽因的一生，尽管世间关于她的感情生活有诸多传言，但真正值得人们仔细品位的是她的才情，她的理想，以及她为国为民作出的贡献。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合是圆满的，他们出身相同，一同留学欧洲，且都选择了建筑专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过着琴瑟和鸣的生活。尤其在战乱岁月，他们更是彼此的精神依靠。

　　还曾记得结婚时，梁思成提出的问题，他问：有一句话，我只问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你选择的人为什么是我？

　　那时，林徽因的回答是：“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

　　林徽因确实用自己的一生回答了梁思成的问题，在携手相伴的27年岁月中，这一对相爱之人互相扶持，一起为了研究建筑学而走过了千山万水，他们的爱情与别人相比，或许少了花前月下的你依我浓，但是却多了在艰难困境中的荣辱与共与相濡以沫。

　　林徽因的离开，是中国建筑界的损失，但是不幸中的一点幸运，林徽因没有亲眼见到北京这座古城的彻底沦落，也没有亲历后来梁思成所遭受的那些侮辱与践踏。

　　林徽因走了，梁思成悲痛欲绝，他回到家中做了两件事。

　　一是在他们夫妻共用的小图板上严谨地画了林徽因墓的设计图样，并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她幕前；梁思成还亲手为妻子设计了墓碑，碑文是：建筑师林徽因墓。

　　二是把林徽因的诗作找出来，用工整的楷体誊写，整个抄录了一遍，这两样东西，他始终都视如珍宝。

　　如果说林徽因的死，让梁思成跌入谷底，那么，接下来一场没来由的荒唐的学术政治运动更将他推入万丈深渊。

　　这场学术政治运动有一个关键词语，叫“大屋顶”。

　　在中国传统建筑学的术语中，屋顶只有平顶和坡顶之分，并没有什么“大屋顶”之说。而所谓的“大屋顶”其实是指中国宫殿建筑中那高高隆起的屋顶而已，不过，与其他体系建筑物不同的是，“屋顶”在中国建筑中素来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被视为“中国建筑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20世纪初，一些外国建筑师曾应一些西方和中国企业的要求设计和建造了许多四到五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房子。这些建筑物顶上通常都有凹型弯曲的寺庙式大屋顶和外伸的屋檐，以表明它们的中国特色。

　　其实梁思成对这种房子一直是不满意的，他认为在设计建造方面都存在明显缺陷，既曲解了中国建筑的精髓，又忽视了而现代建筑的强项，而且费用极大，不适合中国一般经济情况。他甚至批评说：“大屋顶”建筑不伦不类犹如一个穿西装的洋人，头戴红缨帽，胸前挂一块缙子，脚上穿一双朝靴，自己以为是一个中国人！

　　梁思成对“大屋顶”建筑态度的转变，始于1950年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到北京后。当时苏联所提倡的建筑理论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他们希望中国的新建筑表现出中国的民族风格。作为老大哥，他们的理论影响当时一批建筑家，并且因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外敌欺侮，建国后又有“抗美援朝”的硝烟，建筑师们出于爱国热忱，很容易就接受了“民族形式”的理论。而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极端信任的梁思成，也不得不“紧跟形势”，积极改造自己的建筑思想，放弃原先现代主义建筑的“旧”思想，积极回归到中国传统建筑的“新”理论中。

　　可悲的是，此时的梁思成并没有意识到，当苏联建筑专家团将学术理论引进到政治领域时，原本属于学术领域的正常讨论也将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政治思想单纯的梁思成接纳了苏联建筑专家团所提出的观点，在1953年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将纯粹属于建筑领域的学术理论上升到了“党性”和“阶级性”的高度上来。他说：建筑既然是艺术，那它就必然是有阶级性，有党性的……在中国，这阶级斗争还是同民族解放斗争密切地结合着的。毛主席给我们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在今天的中国，在建筑工作的领域中，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筑思想和欧美资产阶级的建筑思想还在进行着斗争，而这斗争是和我们建筑的民族性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为了消除文化侵略的不良影响，梁思成还进一步提出了建筑语言学和建筑可译论，认为“每一个民族的建筑同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学同样地有一套全民族共同沿用共同遵守的形式与规则，在语言文字方面，每个民族创造了自己民族的词汇和文法，在建筑方面，他们创造了一整套对于每种材料、构件加工和交接的方法或法式，从而产生了他们特有的建筑形式。如同用同一文法，把词汇组织起来，可以写出极不相同的文章一样，在建筑上，每个民族可以用自己特有的法式，可以灵活地运用建筑的材料、构件，为了不同的需要，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创造出极不相同的类型，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结论是：凡是别的民族可以用他们的民族形式建造的，另一个民族没有不能用他们自己的形式建造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元素无疑就是“大屋顶”了，为此，梁思成反思了自己过去对宫殿式建筑的指责，认为“我们过去曾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国建筑的高度艺术成就，在民间建筑中的和在宫殿建筑中的，是同样有发展的可能性的。”

　　应该说，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中国确实应该发展有民族风格的建筑，不应该一味模仿欧美，甚至也不该模仿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