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生活所迫，教授夫人不得不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也不例外。

　　据《清华周刊》上，一篇描述西南联大妇女、家庭生活的散文中，作者郑芳这样写道：“太太每天不停地在自己‘家’中盘旋着，一双勤快的手，轻捷的步子，点点地工作着。早晨手挽菜篮，去菜市里买菜，手中握着有限的一点钱，心中计划着一天的菜单，她从一个摊子前，走到另一个摊子去。猪肝买不起，改买牛肝，排骨又涨了价，用大叉骨代替吧，营养是一样的，而价钱却便宜多了；她们知道用最低价值的钱，去设法得到最高价值的营养，使一家人在抗战的岁月中能支撑下去，这就是智慧的表现。……可是，她在家中的辛勤，并不能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生活，永久向着直线上涨的物价，像一条铁链似的紧紧捆住了她。”于是，太太们开始把工作再展开去，其中一件是刺绣。当时盟军驻昆部队和相关人员很多，对中国的绣龙围巾等绣品很感兴趣，连同绸质小手帕、睡衣、桌布等，都争相购买并郑重地寄回美国家中。联大教职员如梅贻琦太太韩咏华、潘光旦太太、袁复礼太太等，便适时组织起来，在拓东路开一门面，专做各种刺绣品销售，受到盟友甚至当地人的喜欢。

　　郑芳在她的纪实作品《抗战中的教授太太们》中，还列举了两个感人的例子：“有一位太太，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抗战以来，她始终辛勤艰苦地工作着，没有一个女仆帮忙，一早起来，她和别的太太一样，手挽菜篮，去菜市买菜。有一次她买菜回来，恰巧碰见了一位当地的名夫人，瞧见她提着笨重的菜篮，惊奇得半天圆睁着眼睛，说不出话来。可是，我们耐苦的太太，却很自然的把她请到家中去小坐。有一次，她伺候完了家中人的饭菜后，孩子们急匆匆地夹起书本上课去，她一人静静地收拾残剩，忽然一阵头晕，她几乎倒在地上，好不容易自己支撑坐了起来，心里想：‘要是我现在真的晕倒了，有谁知道啊！’想着，不禁流下泪来。”然而，如此的辛苦并不能维持一家最低限度的生活，于是她开始做定胜糕在冠生园销售。“当时昆明有名的定胜糕，盟友和一般中上阶级的人士，争相订购的定胜糕就出之于这位太太之手。她天天下午，家事料理完毕后，提着糕，穿过闹市，走到冠生园去销售，她没有坐过车子，始终是在昆明的七高八低的石头子路上来回走着，终于有一天，让石子刮破了脚心，脚底生脓溃烂起来，她病倒在医院里，同事的太太们知道了去探望她，瞧见她只有白面粑粑充饥，感动得拉着她的手叫了起来：‘这不成，梅太太，你至少也得要有一个鸡蛋吃吃啊！’但是她却淡淡的说：‘我孩子们在家里，不也是没有鸡蛋吃吗？’”

　　郑芳所描述的这位太太，就是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她本人也曾有回忆文章提及：“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先生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卖糕时我穿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尽管如此，还是要风雨无阻地来往奔波，而换来的钱大都给孩子们添置了必需的生活、学习用品，至于自己的生活，“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

　　清贫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2年，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联大师生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接近崩溃边缘。这年9月20日，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乘飞机由印度来到昆明，准备前往重庆任职，因为曾在北平清华历史系做过一年讲师，与多数清华教职员交好。所以在昆明停留的几天里，费正清自然是要拜访这些朋友的。而他拜访的第一位便是校长梅贻琦。尽管梅贻琦看上去要比当年费正清记忆中的形象憔悴疲乏得多，但仍满腔热忱。

　　当时清华的金岳霖、陈岱孙、陈福田等教授，刚刚在美领事馆隔壁一个老剧场的露台上，搭起临时活动房屋住下来。房屋虽简陋，好处是不收房租，几位教授算是节省了一笔活命钱。在与他们的谈话中，费正清了解到，获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工当下最主要的问题。

　　费正清说：“当我们坐着谈话时，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面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于是，我们谈论到设法买一只猫，但一只猫时价为银洋200元……”

　　对于教授们的贫困处境，感到极为不安的费正清在备忘录中写道：“他们正在开展一场顽强的斗争，但是难以持久地坚持下去。可以想象此种处境，充满了绝望、贫穷、苦撑门面、相互支援，以及行动的渐次削弱。”

　　当时剧场舞台上居住的几位教授，除陈福田之外都是单身汉，而陈福田的妻子在美国檀香山。费正清接着说：“对已有家室的人来说，生活更加艰苦。我四处寻找联大图书馆馆长严文郁，他原是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临时接替者。当我上次在北京见到他时，他刚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干劲十足地提出了一个第一流的图书馆方案，弄来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所有书目卡片，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规划。这一次，我在一家皮匠店的阁楼上的房间里，看到他正半披着衣服躺在**，贫病交加，为三个孩子没饭吃而发愁。”

　　当天晚上，梅贻琦设宴招待费正清、海顿博士，并邀请清华资深教授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陈福田、温德以及高职行政人员作陪。事后据温德对费正清说，梅博士月薪不足600元，而这次宴会费用决不下1000元。费正清考虑到这个问题，送了梅贻琦一英寸高的一瓶专治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够换回这1000元。

　　通货膨胀产生令人惊愕的反常现象。一种吉士牌香烟每包售价10元，一支派克自来水笔售价6000元。钢笔、手表和照相机成了投机买卖的抢手货，而投机买卖正是伴随着为了实利而积聚过多财富的必然产物。因此，把一支自来水笔送给一位中国教授，胜似送给他一年薪金。

　　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境遇使费正清感到“毛骨悚然”，他立即将所见到的情况向华盛顿做了报告，其中写道“他们由于得不到本国政府的资助而正在逐渐陷于垂死的困境……但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竟然没有为援助他们而提出些许解决办法，仅由美国联合援华会干了那么一点工作”。在报告的附件中，费正清说：

　　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在谋求严密统制中国文化知识界生活的进程中，长期以来想方设法推行控制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然而在清华大学各院系里，他遇到了留美归国而资历较深的教授们的极其明确而坚决的抵制，结果是双方持续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教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权力，并以他们的财政金融为后盾。另一方是决心力图维护美国式学术自由的教授们，两方进行着较量。这是一场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因为教授们的财务资源有限，很快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非得到援助，否则那些支持在教育上实现美国自由信念而挺身奋斗的教授们将继续遭受营养不良和患病，导致情绪低落，直至死亡、离散或堕落。

　　1941年5月25日，梅贻琦日记载：“本年政府教育文化事业费共一亿三四千万，其中用于军事机关者约五千万，国民教育一千万，用于高等教育者只三千万，大学学生共约四万人。”如此可怜的经费，对于全国高校设备配置及师生薪金的发放，自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

　　然而，面对以陈立夫为首集团的压迫，西南联大的教职员并没有屈服，而是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战略战术，与其斡旋缠斗，不屈服，不辞职，坚守民主堡垒这一阵地，成功抵制了陈立夫集团一次又一次侵入，出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此一壮举，堪称中国抗战时期教育史上又一奇迹。

　　就在联大生活降到冰点的1942年至1943年间，据《联大校史》统计，校中同人不但更动较少，且教职人数有增无减，成为联大教授最多的时候——此举令中外学者、观察家，包括路过昆明短期逗留的费正清、李约瑟等学者深为吃惊，认为学者们在生活濒临绝境的情形下，顶着炸弹掀起的尘土仍从容地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这在欧美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也是很难做到的。正是有了这样一群具有民族风骨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抗战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诚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945年8月15日，重庆上午11时，日本裕仁天皇对全世界广播“停战诏书”，正式宣布330万垂死挣扎的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盟军正式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播发的电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的正式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战争结束了，整个中华民族开始了新的历史纪元。国民政府开始组织、号令所属各军政机构，接收沦陷区地盘、财产并组织南渡之人北归等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