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王国维的夫人病故，这件事对王国维的打击非常大。虽然王国维与妻子是包办婚姻，婚后没多久，夫妻两人就分居两地，但他的妻子思想传统，一心只想着照顾家庭，让王国维全无后顾之忧，两人很少吵架，也算是温馨，王国维也十分感激自己这位妻子。

　　妻子去世后，王国维的心情非常抑郁，王国维的父母年事已高，看着三个年幼的孙子无人照料，就劝说王国维再婚。王国维当时还在沉浸在丧妻之痛中，根本没有续弦的念头，但看着自己年幼的三个儿子又不忍心他们没有母亲，思来想去，他的脑海当中跳出来一个人，那就是妻子莫氏的侄女潘氏，他在莫氏的介绍下跟她见过一面。

　　王国维想娶侄女潘氏只是害怕娶一个不相熟的人，今后会虐待自己的孩子，并没有其它的想法。潘氏的父母起初并不答应，但潘氏在听了王国维的理由之后，就答应了这门亲事。结婚之后，这位潘氏对王国维的孩子确实很好，与王国维相处的也十分愉快，日子平淡而幸福。

　　他的人生大事可谓接二连三，次年王国维就开始了生命中的又一次迁徙。这次迁徙仍然与罗振玉息息相关，这个赏识他的伯乐，经由清政府推荐到北京新成立的学部做事，不久之后出任参事官，作为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伯牙”王国维，自然又彩云追月般地再次追随“子期”罗振玉到了烟雨京华地，并于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谋得一席之地。随后又于学部奏设的京师图书馆中出任图书馆编译一职。前情已成追忆，悉心怜惜眼前人的王国维虽然与夫人寓居在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过起了平凡的小日子，可他在文学上的沉溺却丝毫不减。

　　北京的读书环境与南方相比更为优良，不但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多，而且随时可以到琉璃厂书肆浏览。琉璃厂是北京街市名，乾隆年间开设了书籍、古玩、字画、碑帖、文具等店，尤以书店最为有名。渐渐地，琉璃厂书肆成了学者们的公用图书馆，三百年来国内著名学者没到过琉璃厂的实在不多见。

　　尽管此时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然达到**，外界正在进行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王国维却依旧超然于北京城埋头钻进故纸堆中，一副浑然忘却尘世纷扰的状态。

　　武昌起义一声巨响震撼了清朝政府，紧接着各省纷纷响应，沉默了几千年的民众都在无畏地宣告独立，此景此境迫使大清王室统治阶级不得不起用大野心家袁世凯。逢此乱世人人自危，有的人天真的认为只要袁世凯出山，大局就会转危为安，可更多的人则陷进了更深的惶恐与忧愁之中，罗振玉就属于后者。他正后悔没有听从汪康年的建议避居到天津，正谋划着何去何从，偏偏这时接到汪康年在天津去世消的消息，禁不住懊悔自责：真是走投无路啊！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名旅游北京的日本和尚，奉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之命，亲自登门邀请罗振玉移居日本，并诚恳告知一切都替他做好了安排。大谷光瑞并非一般僧徒，1902年至1904年间，他曾偕其弟子到我国塔木里盆地以及吐鲁番，敦煌等地探险，获得了许多佛教经典和其他文物，并将其中一部分印成《二乐丛书》，还著有《西域考古图谱》之作。1911年10月，以古川小一郎为首的探险队，就是由大谷光瑞授意派遣来华的。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在此危难之际登门的远方来客，也令罗振玉心如明镜，大谷光瑞邀请他到日本避难，显然是冲着他的大批珍贵文物而来的。

　　其实，罗振玉和藤田丰八早有打算，半年前罗振玉把多年来搜集的名人书画近百轴送往日本，在京都举行展览，并且同意出售。罗振玉和藤田丰八商量后决定，藤田丰八先回日本，布置一切，罗振玉名下所有书籍、文稿、家什，愿寺和尚代运。然后罗振玉全家偕同王国维以及刘鹗的第四个儿子、罗振玉的长女婿刘季英一家，男女老幼共二十余口，于十月间向日本出发。

　　暂逃涂炭之难，踏上流离之路，寓居异国他乡的王国维开始时与罗振玉一家同居一所，再过亲密的朋友也无法避免人多屋小的尴尬境地，他便以外出透风为由在离罗振玉不远的地方另租了住所。属于王国维一家的寓所，就在京都大学附近的吉田町田中村白番地。

　　一年后，财力丰厚的罗振玉在净土寺町建成了一栋乡村别墅式的新屋，并设下藏书房。书房落成那天，他刚好从行箧中找出北魏初年《大云无想经》写本，于是就命名为“大云书库”，库内古籍、碑帖、封泥······分类陈列，四壁无虚，简直是一座小型图书馆兼博物馆。

　　日本有很多汉学家，汉学家修养深，对中国文化极为倾慕，远在光绪初年黄遵宪随何日璋出使日本的时候，就有源辉声、石川英、龟谷省轩这般学者名流，与黄遵宪订交。或拿文集请黄遵宪作序，由于黄遵宪不通日语，见面时就用笔谈。王国维通晓日语，交谈很方便，因此交往的朋友日益增多。

　　日子一天天过去，罗、王、刘三家二十多口人靠什么生活呢？王、刘自然是依仗罗振玉，罗振玉经济来源是出售历代名家字画，甚至古器物及珍本书，这些东西价值斐然，因此生活上还算能过得去。王国维以数口之家拖累朋友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于是为了糊口他曾经一度应允为《盛京时报》写稿，原本想着这样一来每月可得稿费数十元补贴生活，减轻罗振玉的负担，可是《盛京时报》主办人一宫，并不履行按时付清稿费的诺言，所以这份工作不久就不了了之了。

　　1914年罗振玉着手恢复《国学丛论》，仍请王国维为主编，每月支给二百元作为报酬，这样王国维才得以安心的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他与罗振玉一家相邻而居，平时互相切磋，往返论学，协助罗振玉整理大云书库藏书，得以尽窥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并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流。由于专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王国维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著述甚丰。此外，在戏曲研究方面也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

　　简单介绍一下这本《宋元戏曲考》。

　　《宋元戏曲考》共有十六章，主要内容是探讨中国戏曲形成过程、戏剧的渊源以及戏剧文学，并且以宋元两朝为重点，还兼及曲调的专著，材料丰富，态度谨严，对杂剧的断代更为研究界长期沿用。

　　为了搞好戏曲史的研究，他从1908年就开始撰写《曲录》，以李斗《扬州画舫录》所载的清代乾隆年间黄文旸的《曲海》与焦循的《曲考》为底本，在原有两书仅有1081种杂剧传奇的基础上多方搜集，共得金元明清曲本3178种，并对每个朝代的作者数量及其地域分布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又从不同侧面搜集戏曲资料，相继写成了《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古剧角色考》等著作，对有关戏曲的产生、戏曲的定义、戏曲的发展、戏曲的角色、戏曲作家等莫不进行认真的考证。最终写成了《宋元戏曲考》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典文学研究著作。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和清王朝灭亡，结合人生体验，有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这一时期，他的生活颇安定，学术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