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离开北京大学，前往英国留学。站在缓缓移动的客轮上，望着渐渐远去的故土，24岁的傅斯年思绪起伏，心潮澎湃，这种激动与初次离家求学时的激动有所不同，因为此时的傅斯年已经日臻成熟，再加上“五四运动”的洗礼，他的思想也越发深刻，他迫切的希望自己能学习到更先进的文化思想，以改造满目疮痍的祖国。

　　经过一个月的漂泊，客轮在英国码头靠岸。下船后，傅斯年便急匆匆的赶往伦敦大学办理入学手续，他就读的是心理学专业，因为他认为国内民众不思进取、缺少责任心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心理状态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希望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除此之外，本着“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原则，傅斯年还选修了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本科课程。

　　在傅斯年废寝忘食地学习时，一个好消息从天而降。罗家伦获得了民族企业家穆藕初设立的奖学金，在胡适的支持下来到了伦敦大学学习哲学。

　　对于身处异国他乡的人来说，最令人开心的事莫过于他乡遇故知。好友的到来让傅斯年倍感亲切，两人的来往也更加频繁。

　　1923年秋，傅斯年结束了在伦敦大学的学习生涯，进入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深造。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是因为柏林大学的物理学和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非常吸引他，另一个原因就是俞大维和陈寅恪也在柏林大学求学。

　　这二人的才学、人格与声名深深吸引着傅斯年，所以他最终决定弃英赴德走进柏林大学的校园。而随着他的到来，不仅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上政学两界名重一时的姻亲三角联盟，同时还演绎了一段天才交会过往的历史姻缘。

　　陈寅恪，字鹤寿，江西省修水县人。他与傅斯年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同样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的诗人，与谭嗣同、吴保初、丁惠康一起，被人们称为“清末四公子”。

　　陈寅恪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这一点与11岁便能背诵十三经的傅斯年颇为相似。

　　其实，两人在1915年便有过接触。当时，二十六岁的陈寅恪去北京看望兄长，闲暇时间与北京一些知名人士接触，并由此认识了在北大预科就读的傅斯年。虽然接触不多，但两人却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次柏林重逢，门第与家学渊源连同个人的才气志向，注定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心灵上的沟通并渐渐成为同路人。

　　在同学们眼中，傅斯年与陈寅恪极为相似。两人都家境贫寒，每当午饭时，他们买了饭，坐在一起各吃各的，然后会边吃边讨论学问。当时，许多留学生都喜欢成群结伙地出去玩或聚餐，傅斯年和陈寅恪却从来不参与。

　　对此，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曾回忆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意思是说这两个人一心做学问的意志就像石狮子一样坚固，谁也推不动。而志趣相投的两个人，在以后的长期共事中，也互相帮助，互相尊重，成为了学人交往的典范。

　　当时柏林大学中国留学生中的“三巨头”，除了傅斯年和陈寅恪外，还有俞大维。

　　俞大维，祖籍浙江绍兴，同样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俞明颐，曾任湖南陆军小学总办。母亲曾广珊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的孙女。俞大维与陈寅恪是姻亲，俞大维的姑母俞明诗是陈寅恪的母亲，其妻子陈新午又是陈寅恪的妹妹，除了姻亲关系外，俞大维和陈寅恪还有七年的同窗之谊，他们曾在美国共同留学3年，又在柏林大学同学4年。所以俞大维在谈到陈寅恪时，说他们是三代世交、两代姻亲、七年同学，而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后来又嫁给了傅斯年，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组成了“三角联盟”，在学业上互相砥砺又互相佩服。

　　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期间，也是兼收并蓄，广泛涉猎、求博求通。从数学、哲学，梵文，物理，到西洋古典艺术的研究，他甚至还旁听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以罗家伦用“天才横溢，触手成春”来形容他，意思是说，像俞大维这么绝顶聪明的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据说俞大维原先也侧重学习文史，自从与傅斯年交往之后，深感功底不如傅斯年，才改学了自然科学。他曾对别人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于是弃文学理，最后成为著名的弹道dàn dào专家。

　　俞大维和陈寅恪都是苦读之人，他们身上所带有的学术气息让傅斯年倍感亲切，也促使他更加努力。他学习的专业以文史为主，为了探求学术研究的方法，又研究了数理化，甚至有一段时间曾致力于地质学的研究。有一次，他和罗家伦、毛子水等同学在柏林康德街四号中国餐馆吃晚饭，傅斯年进去时夹了一个重重的书包，几位同学拿了一翻，竟然是三本厚厚的《地质学》，主攻地理的毛子水忍不住幽默地说：“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则是‘劳而无功’。”一句话说得傅斯年暴跳如雷。

　　傅斯年他们在留学期间虽然精神富足，但是身体却忍受着贫困的折磨。因为他们是官费留学，而当时国内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各s派势力忙于争权夺利，哪有人还能想到在国外辛苦求学的学子呢？正如《中国留学教育史》所说：“民国八、九年至民国十三、四年，军阀祸国，财政收入皆充内战之费，一般正当支出，因而无着，国内之欠薪累累，国外留学生之所费，无法汇出。”陈寅恪的女儿也曾回忆说：“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傅斯年的情况比陈寅恪更差。

　　因为傅斯年的祖父母在他留学期间先后去世，只剩老母弱弟等人，他们自己生活尚无着落，自然无力接济远在国外的傅斯年，因此，傅斯年在国外一直是东借西挪，经常陷入断粮的窘境。但是贫穷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历练，更是思想的导师。傅斯年终生反对奢侈浪费，要求贫富平等、救济贫困的思想就与留学期间生活贫困艰辛有着直接关系。

　　1998年，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将傅斯年、罗家伦于1923年冬至1926年底留学欧洲时期的九封通信整理公布。此举令有关傅、罗二人及其同代留学生群体，甚至五四运动的研究者为之一振。

　　1926年之前，有关两人的文字资料实在太少了。就傅斯年而言，除了胡适保存的两封通信和几次在巴黎的谈话记录外，其他资料再未见到。罗家伦个人资料的流传情形类似，其他的如陈寅恪、俞大维、毛子水，包括金岳霖、何思源等，学习笔记类的资料倒有一些，但涉及个人生活的书信资料则凤毛麟角，难以寻觅。鉴于这一情形，后世研究者与传记作者在描述他们的留学生活时，不得不一笔带过。

　　时隔七十多年，傅斯年和罗家伦的通信突然现世，而且是九封通信，这对研究者来说，机会之难得、价值之珍贵是不言而喻的。

　　这九封信所涉的内容大多都是些生活琐事，其间不少插科打诨、臧否人物的精彩段落。另有不少涉及留学生之间私生活，或者**的敏感片段。

　　据任教于美国大学的罗久芳说，因为这些信件是倾诉彼此间真情的私函，作者提笔时并未考虑到原件会长久存留或有朝一日会公之于众，所以写得酣畅淋漓，可谓无话不谈。但当情绪尽情倾泻之后，又往往理性地特别注明“切勿对任何人言之”的警示密语。正是因了这样的情形，保存者罗久芳左右为难，迟迟不肯公布。在秘藏了七十多年之后，因编辑出版《罗家伦先生文存》的需要，在众多前贤旧好与研究者的期盼呼吁声中，罗久芳才鼓起勇气，一咬牙把这九封私函公之于众，算是圆了期盼者的心愿。至于信中特别注明的一条条警示，无论九泉之下的傅斯年同意与否，作为后辈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傅斯年是绝不会再从地下那幽深黑暗的洞窟里蹦将出来，像当年一样嗷嗷怪叫着跟罗久芳这位侄女拼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