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讲时与势，已涉及“理”。所谓理在势中，“理”是“势”的本质阐发，即“理”是对于“势”的说明。换言之，“理”是说明或解释“势”的存在及表现的道理。

　　关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多种含义：或是世界的本原，先天地而生；或是万物的载体，万事万物皆在“道”的包含之中；或是综合贯通万物之理，是一切道理的总汇，等等。在史学家的语汇与范畴体系中，“道”大致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原则、法度；二是指常理、法则；三是指道理或根本之理。这都是针对社会历史而言。其中，有与思想史上所说之“道”相近之处，有的则具有史学自身的针对性。

　　司马迁在《史记·历书》序中写道：“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这里说的“道”，当是指法度而言。他在《史记·货殖列传》序中这样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里说的“道”，似可近于当作常理、法则理解。

　　元初史家马端临指出：“《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38]所谓“会通因仍之道”的“道”，一方面是指史家的历史撰述思想，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层的方面，是指“理乱兴衰”“典章经制”内在的联系，即其中的常理和法度。至于清人龚自珍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39]，这个“道”当是指社会历史运动中的根本之理。

　　“理”与“道”本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可以觉察、可以判断的差别。这个差别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理”通常指具体史事之理，“道”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当然，这个差别，也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

　　在史学家的语汇中，“道”又往往是指史家本人的信念、思想、志向、智慧。司马迁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40]这里说的“道”，显然是指这些作者的思想、志向而言。刘知幾自谓：“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41]此处所言之“道”，也是同样的含义。而刘知幾在《史通·曲笔》篇中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即是把“道”看作一种信念和原则。这样的含义，也见于柳宗元的《与韩愈论史官书》。柳宗元认为，对于一个史官来说，“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42]。清人黄宗羲论学，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43]，此处之“道”是指治学的原则和目的。顾炎武说过与此大致相同的话，他指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44]“明道”之“道”当指道理、智慧，“救世”自是指经世致用，等等。以上这些，大多是关于史学家主体意识而言，同前面所举多指关于历史认识对象是有所区别的。

　　天人关系是探讨社会历史的存在及其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是“天命”安排的，还是社会历史中的人和人事决定的，这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古今关系是探讨社会不同阶段的联系及其运动轨迹，即社会历史的变化是前进的、循环的以至是倒退的，这涉及对人类历史前途的认识。时与势，是探讨人们在历史活动中所经历的机遇和形势，即客观历史环境所提供的条件。理与道，是探讨纷繁复杂的历史活动之种种表现的原因、原理和规律。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极重要的范畴和命题。关于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我们确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应当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以推进历史学的理论建设。

　　[1] 参见《尚书》卷九《盘庚上》，《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页。

　　[2] 《尚书》卷十一《泰誓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2页。

　　[3] 参见《尚书》卷十三《大诰》、卷十四《康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4] 《左传·昭公十八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95页。

　　[5] 《战国策》附录《刘向书录》，刘向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98页。

　　[6]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25页。

　　[7] 参见《柳河东集》卷十六《天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8] 司马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78页。

　　[9]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6～1327页。

　　[10]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20页。

　　[11] 《周易》卷八《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5页。

　　[12] 《周易》卷七《系辞上》，《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8页。

　　[13] 《周易》卷八《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5页。

　　[14] 《周易》卷三《贲》，《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7页。

　　[15] 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93～394页。

　　[16] 《吕氏春秋》卷十三《应同》，《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26页。

　　[17] 班固：《汉书》卷一百上《叙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08页。

　　[18]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35页。

　　[19] 《韩非子·五蠹》，《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42页。

　　[20]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页。

　　[2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唐太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76页。

　　[22]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一·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9页。

　　[23] 杜佑：《通典》卷四十八《礼八》后议，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55页。

　　[24]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汉文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页。

　　[25]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8～2549页。

　　[26]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一“唐高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51页。

　　[27]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四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22页。

　　[28]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3页。

　　[29]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25页。

　　[30] 参见曾巩：《曾巩集》卷五十一《说势》，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94～695页。

　　[31]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外编卷十六《和州志·志隅自叙》，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52页。

　　[32] 范祖禹：《唐鉴》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2页。

　　[33] 苏轼：《东坡志林》卷五“秦废封建”，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3页。

　　[34]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4页。

　　[35]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7页。

　　[36]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五《至当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8页。

　　[37]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孟子·离娄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1页。

　　[38]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39] 《龚自珍全集》第1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40]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0页。

　　[41]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0页。

　　[42]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与韩愈论史官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9页。

　　[43] 黄宗羲：《明儒学案》书首《明儒学案发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页。

　　[44] 顾炎武：《日知录》书首《又与人书二十五》，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