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从大国争霸到七雄兼并战争，一方面推进了各地区、各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的长期动**，人民无法休养生息。因此，处于战国中期的孟子提出了天下应当“定于一”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22]的历史性的命题。秦、汉皇朝的先后建立，实现了“定于一”的历史形势。在政治大一统的历史条件下，史学家的民族观念有了新的发展，“大一统”出现了多种形式。

　　统一的政治局面之所以能够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政论家、史论家贾谊对此有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当时“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23]，从历史发展上揭示了秦皇朝统一事业得以成功的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主要动力。这些分析的本质是：社会需要统一，人民渴望统一。

　　历史形势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史学家思想发展。这不仅反映在史论家的言论之中，也反映在史学家的著作以及与史学家著作有关的著作之中。《春秋》作为较早的编年史著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随着历史形势的发展，政治统一局面的出现。人们对《春秋》的解说也在发生变化。例如，《春秋公羊传》在解释《春秋》所记隐公元年之“春王正月”时，强调了“大一统”观念，这或许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4]的观念有关；但是，这在更大程度上当是同秦、汉的统一事业相联系。[25]

　　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终与司马迁的谈话，反映得十分突出。司马谈强调了从“诸侯相兼”到“海内一统”的历史变化（《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而这正是他们父子史学事业的历史背景。这里所说的“海内一统”比之于《春秋公羊传》说的“大一统”，具有更具体的历史内容。

　　诚然，“海内一统”的历史观念，无疑将被反映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中，这是他继承父志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史记》所反映出来的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是极为丰富的。例如，他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给予“大一统”的极高评价。他写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26]显然，只有在“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下，才有可能“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商业贸易的发展把各地联系起来，互通有无，从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同样，“大一统”观念在班固《汉书》中也有鲜明的反映。《汉书·叙传下》中最后一段文字，即“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这内容所反映的正是“大一统”的历史局面和史学家的“大一统”观念。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秦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促进了人们“大一统”观念的发展。在史学家这里，“大一统”观念大多以历史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史记》《汉书》中有多处记述，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在史学家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分量。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来看，“大一统”观念的多种反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史学家的民族史观念的发展以及多民族国家历史观念的发展。

　　这里所说的民族史观念，主要是指史学家对当时所处时代的民族或部族，与传说中的远古时期或上古时期的部族或民族某种联系的观念，同时也指史学家对某一民族的发展、演变历史的观念。民族史观念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发展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使人们对民族史有了新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增强了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要求史学家们对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做出应有的说明。《史记》和《汉书》集中地反映出了两汉时期史学家的民族史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过程中，具有民族史考察的自觉意识。因此，他非常关注民族问题和民族活动地区问题。这在本纪、表、世家、列传中多有记述。例如，《周本纪》记其先人不窋、公刘事迹：“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27]《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28]《六国年表》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29]后来，秦国的称霸就是以戎狄之地为其支撑，《秦本纪》这样说：秦穆公时，“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30]。可见，周、秦之兴，都与戎狄有所关联。

　　又如《吴太伯世家》记周文王以前有关其氏族之事，从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荆蛮义之”[31]等记述，联想“禹兴于西羌”、秦自戎地崛起称霸，都是民族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楚世家》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其后人“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32]。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在春秋时期楚国被各诸侯国视为南蛮落后之地的楚国，其先人亦出于黄帝。此外，在《魏世家》《越王勾践世家》中都有类似记载。这表明在古代“中国”与“夷狄”在地域上并不是截然分割的，族与族之间的界限也不是不可逾越的。这同样表明，在司马迁看来，在民族史上，“诸夏”（或曰“中国”）与“夷狄”存在许多交叉，也发生过不少相互转化，而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这种交叉与转化的重要原因。

　　再如《匈奴列传》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33]这里主要讲匈奴的渊源，同时也带讲到了其他几个古代部族。又如《东越列传》记：“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34]其余如《大宛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主要是记它们的社会状况及其与中原的关系。

　　以上这些记载表明，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过程中，确是把民族史的考察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看待的。这种重视民族史的观念，把自先秦以来史书中关于多民族历史撰述提高到了自觉的阶段。这就是说，从一般地反映多民族历史内容，到自觉地考察有关民族的历史渊源，是历史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深受司马迁《史记》的影响，班固《汉书》也撰写了周边各民族的传记，一是《匈奴传》（上、下），二是《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三是《西域传》（上、下）。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在中国史学上，早期的民族观和民族史观，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一般说来，民族观的发展趋势是从对立走向缓和，从相异走向相近；民族史观的发展趋势是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单一的族源考察走向综合的族源考察。正是有了这样的发展，当出现秦汉大一统政治局面之时，史学家也就有可能撰写出反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巨著，这就是《史记》和《汉书》。

　　[2] 仅就会盟来看，较重要的有：周平王五十年（前721年），鲁隐公“会戎于潜”，“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左传·隐公二年》）。周桓王十年（前710年），鲁桓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左传·桓公二年》）。周襄王三年（前649年），“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左传·僖公十二年》）。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年），“卫人及狄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周襄王三十三年（前619年），鲁公子遂“会雒戎，盟于暴”（《左传·文公八年》）。周定王六年（前601年），“白狄及晋平”（《左传·宣公八年》）。周定王九年（前598年），“晋郤成子求成于众狄……会于欑函”（《左传·宣公十一年》）。周灵王九年（前569年），晋悼公“使魏绛盟诸戎”（《左传·襄公四年》）。周景王七年（前538年），众诸侯与淮夷“会于申”（《左传·昭公四年》）。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年），楚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左传·哀公十九年》），等等。

　　[3] 如《左传·闵公二年》：“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襄公四年》：“公说使魏绛盟诸戎”。《左传·襄公十一年》：“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左传·成公二年》：“蛮夷戎狄，不式王命”，等等。

　　[4]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5]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页。

　　[6] 《左传·成公二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第809页。

　　[7] 《左传·襄公四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39页。

　　[8] 《国语》卷十三“魏绛谏悼公伐诸戎”，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41页。

　　[9] 《左传·襄公十一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93页。

　　[10] 《左传·定公十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78页。杨伯峻注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裔指夏以外的地，夷指华以外的人。”按：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裔表》，其意亦近是。

　　[11] 《论语·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页。

　　[12] 《论语·宪问》，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1页。

　　[13] 《左传·昭公十七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9页。

　　[14] 杨伯峻注引前人之说，认为“所谓夷，非夷狄其人也。言周、鲁俱衰，典章阙坏，而远方小国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盖录之也”云云。按：此说固然可以说通，但所谓“夷”，即使不是指夷狄之人，亦可指夷地而言。

　　[15] 《论语·子罕》，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1页。

　　[16] 《左传·襄公十四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07页。

　　[17] 参见《春秋左氏传》卷三十二“襄公十四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8] 参见《左传·成公七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32页。

　　[19] 参见《春秋公羊传》卷十六“宣公十五年”、《春秋穀梁传》卷十八“成公十二年”、《春秋公羊传》卷二十五“定公四年”、《春秋穀梁传》卷十九“定公四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0] 《春秋穀梁传》卷十五“襄公三十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32页。

　　[21] 《春秋公羊传》卷二十四“昭公二十三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27页。

　　[22] 《孟子》卷一《梁惠王上》，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页。

　　[23]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3页。

　　[24] 《诗经》卷五《小雅·北山》，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5页。

　　[25] 近人傅隶朴指出：“公羊释元年与春，都无甚异义，至谓王者‘谓文王也’，实属错误，古者天子建国，必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一新。但周之建国始于武王，夫子称文王之德，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以西伯终，生前未尝称王，何能改正朔？公羊徒见周庙昭穆，自文武始，而以周正为文王之正，殊为无知。”（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上），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4页）傅著所作辨析，从历史事实上讲是完全正确的。武王伐纣之前，殷未灭，正朔未改，自无疑义。《公羊传》之误，当是定论。《公羊传》本为解经之书，重在阐说“《春秋》大义”，故时有与历史事实不合者。此处意在尊周，尊周就要讲文、武、周公，以致陷于“殊为无知”之境。本文引用这一段话，意在强调“大一统”观念提出的重要意义。

　　[2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页。

　　[27]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2页。

　　[28] 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3页。

　　[29] 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5页。

　　[30] 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页。

　　[31]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5页。

　　[32]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90页。

　　[3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9页。

　　[34]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