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诸夏”、“诸夷”与多民族的历史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汉以后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史学以其独特的路径影响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历史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

　　《春秋》、《左传》这两部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诸华或诸夏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多民族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尽管人们在夷、夏关系上存在种种不同的认识，但对于各族在一个共同的历史舞台上从事征伐、会盟而建立起来的联系，人们都是承认的。晋国统治者回顾春秋前期的历史，称秦、狄、齐为“三强”[148]。秦国在穆公时“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149]，西戎成为秦国政治实体的一部分。而晋国在悼公时采纳魏绛“和戎”主张，造成了“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150]的政治局面，在晋文公称霸之后晋国“于是乎始复霸”。春秋末年，在鲁国，季孙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151]。像这样一些各族间的重大活动和密切联系，当时的史官多有记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家还记下了孔子较早地注意到各族在文化上的联系的史实。周景王二十年（前525年），鲁昭公设宴招待郯子，有人问郯子：“少暤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对答如流，说出了许多典故。“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152]。孔子说的“学”不仅仅指官制，而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文化概念。孔子曾产生了要到“九夷”地区去居住的想法，或许与此事有关。《论语·子罕》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反映了孔子对于各族间的界限有一种很开阔的认识。这些，都是有关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问题。

　　司马迁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在《史记》中记载了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各民族历史。这是一幅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民族画卷，其中有些记载超出了当时和今日的国境范围[153]。这样一个多民族历史格局在史学上的反映，只有在秦汉大一统的政治条件下才可能出现。《史记》、《汉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正史”的奠基之作，直至清初修成《明史》，历代正史总汇为“二十四史”。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连续不断的重要记录，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民族史内容，在民族文化的观念形态上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唐初君臣在规划撰写前朝史时，同时承认北齐人魏收所撰写的《魏书》和隋朝人魏澹所撰写的《魏书》的正史地位，并称赞它们“已为详备”。唐初史臣奉诏撰写《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五代史”，其中《周书》同各史一样，也处于正史地位。魏收《魏书》记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北魏、东魏史事，《周书》记鲜卑族宇文部所建北周史事，它们被尊为正史，反映了人们在历史观念上对民族关系的新认识。唐初史家重撰《晋书》以“五胡十六国”史事写入《晋书·载记》，是把它视为东晋时期历史的一部分。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继承其父李大师的遗志，一改南北朝时期史家的“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154]的做法，贯穿“天下一家”的历史观念。唐初史家撰《隋书·经籍志》，于史部创立“霸史”类，著录有关十六国史事的史书，其序云：

　　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

　　这是以官方文献目录书的形式，肯定了多民族历史的存在和地位。中唐史家杜佑撰《通典》200卷，其《边防典》以16卷篇帙，描述出了一幅宏伟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画卷（有的部分涉及域外情况的记载），并从地理环境方面论述了“中华”与“夷狄”在历史进程上出现差别的原因。

　　宋、辽、西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迁移、大融合时期，元朝的政治统一正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总结。元朝的统治，在政治上出现明显的民族分化政策，这是它不能同唐朝相比的地方。但是，元朝统治者对于辽、金、宋这三个不同民族的统治者所建立的皇朝的历史，却都是十分重视的。当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155]修前朝之史，被看作是一个神圣的传统。当然，元朝统治者修辽、金、宋三国历史，也是为了“以见祖宗圣德，得天下辽、金、宋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这就是说，不论从史学上还是从政治上考虑，元朝统治者都认识到修辽、金、宋三国史的重要。从官方制订的《三史凡例》来看，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春秋》、《史记》以来的史学传统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心理的认同。《三史凡例》规定：

　　——帝纪：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

　　——志：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作志。

　　——表：表与志同。

　　——列传：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其余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

　　——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156]

　　文中所说“准《史记》”、“准南、北《史》”、“准《春秋》”等语反映出对史学传统的认同，对历史上不同民族所建皇朝之历史的适当处置，都是从较深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历史文化心理。尽管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民族分化政策，但在事实上却又接受了孔子和汉、唐、宋等朝史家的历史观念，并承认是他们的继承者。

　　中国史学上，这种对多民族国家之历史的认识与撰写，是一个悠久的优良传统，自明清而下至于近代，更有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