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课程建设，就是对课程（课程计划、课程标准、课程资源）进行的各种开发、改进和管理工作。课程建设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议题和关键领域，它关涉育人目标的具体落实、学校教育的有序运行、人类文化的传承创新、学生身心发展的水平与质量，可谓学校教育的工作枢纽和教育质量提升的战略高地。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非常重视课程建设，围绕课程计划、课程标准、课程资源开发做了大量工作，加强课程管理，优化了中小学课程体系。

　　1.课程计划的修订与完善

　　课程计划是关于学校教育内容与进程的宏观规划，即关于学校课程科目设置、课时比例分配与开课顺序安排的总体规划。我国中小学课程计划的制订，一般由教育部制定中小学课程设置的基本方案；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课程设置的执行方案；学校依据本省课程设置的执行方案，具体编制学校课程设置和运行的操作方案。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中小学课程计划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修订与完善，分别是：①1978-1985年，形成“六三三”学制的中学、小学课程计划。为了克服“**”造成的学校教育秩序的混乱，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围绕学制调整和课程设置问题做了大量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我国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81年，我国颁布《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84年，我国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全日制六年制小学教学计划的安排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与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总体确定了中小学“六三三”学制，并建立了与之配套的中学、小学分段设置的课程方案（教学计划）。②1986-2000年，我国积极探索制订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课程计划。1986年，我国颁布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法令，这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普及义务教育的新形势下，我国中小学课程计划采用了九年义务教育和三年高中教育分段设置的新机制。1992年，我国颁发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方案（试行）》；1996年，我国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③2001年以来，我国开始了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课程计划的新探索。2001年，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我国开始启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同年颁布了《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面做了较大调整。2003年，我国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2017年，为了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新要求，结合新高考改革，我国又颁布了最新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

　　总结40年来我国课程计划的改革发展，其主要成就和经验是：①以“六三三”学制为基础，切实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宗旨，在国家层面统一规划中小学课程的基本科目、课时比例和开课顺序，为国民素质提升提供统一的标准和核心资源。②加强共同基础，保障基础学科的核心地位。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学科的课时得到优先保障；基于全面发展的基本理念，统筹安排科学教育、人文教育、艺术教育、健康教育等基本领域的课程科目与课时比例。③不断丰富课程形态。在坚持以学科课程、分科课程为主的前提下，把活动课程纳入课程体系，积极探索综合课程的多样形式。④适度放权，发挥地方和学校在课程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逐步增强课程计划的弹性，给地方、学校一定的自主设置课程的权限，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成为整个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课程标准的修订与完善

　　课程标准是规定每个课程科目的目标、内容及其实施要求的纲领性文件。课程标准具体解决每一门课程的目标功能定位、内容结构、掌握水平等，是课程建设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非常重视课程标准的研制工作，建立了比较规范的课程标准研制的流程。一般来说，一个课程标准的研制，需要经过专家团队研发、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官方发表四个基本环节。这种流程控制机制对于提高课程标准的科学性具有重要作用。

　　自1992年以来，我国课程标准一般与课程计划同步颁布，但也有课程计划不变而修订各科课程标准的特例，如2011年单独修订了义务教育各科课程标准。总体来看，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课程标准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建立了完整配套的国家课程标准系统。我国建立了国家课程的统一标准，明确规定了每门国家课程的目标要求、内容结构、学业水准、实施与评价规范，为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基础保障。②通过课程标准建设，积极固化、细化立德树人的时代要求。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非常注重把人类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及时转化、落实为各科课程目标。掌握“双基”、智力发展、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立德树人等培养目标的倡导和在课程标准中的细化，体现了我国的育人追求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③通过课程标准建设，探索解决现代课程的内容选择和组织问题。一方面，注意基于学科知识逻辑，构架学科内容结构；另一方面，注意把一些新的重大科技成果（如信息技术）和社会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如环境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及时吸纳进课程内容之中。在内容组织上，以遵循学科逻辑为主，积极探索基于心理逻辑的多样组织形式。④通过课程标准建设，指明教学和评价改革的基本方向。课程标准对课程实践、评价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和要求，这些要求直接影响了学校教学和评价改革，促使我国中小学教学和评价工作朝着优质高效、生动多样、主体参与、共同发展的基本方向不断前进。

　　3.以教科书为核心的课程资源建设

　　课程资源，即根据课程标准研发的，在课程实施中供教师和学生使用的各种教学材料，如课本、教学指导书、练习册、教学影像资料、挂图、标本、模型等。其中，最基本的课程资源是教科书，它是学生直接学习的教育内容。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非常重视课程资源，尤其是教科书的建设工作，研发了一系列高水平的教科书和相关辅助资源。课程资源的种类、数量得到了极大丰富，为学生身心发展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教育内容支持。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把教材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从全国各地抽调人力支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全国统一的中小学各科教材，1980年出版了“**”结束后的第一套全国统一使用的中小学教材。1986年，为适应普及义务教育的新形势，我国探索建立了教材审定制度，即把教材编写和教材审定分开，除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其他社会机构、团体、个人均可以编写教材，经审查、审定合格后由学校选择使用。教材审定制度的确立，开启了我国教材“一纲多本”的多样化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我国针对不同地区的特点，组织编写了“八套半”义务教育教材，在教材多元化、市场化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21世纪以来，我国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进一步突出了教材市场化的导向，教材编写参与人员日益扩大，教材种类更加多样，教材建设呈现出规模扩张、竞争激化的新态势，而教材质量良莠不齐则经常成为人们诟病的问题。

　　21世纪以来，我国课程资源供给日益成为一个庞大的专业市场。与教材出版相配套，各种相关课程资源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开发，供学生使用的各种教辅资料持续增加。利用信息技术开发的新型课程资源，其产品形态日益丰富，如学科资源网站、智慧教室、电子书包、作业APP、视频在线微课等。社会机构广泛参与课程资源开发，在大学选修课程、综合实践活动、传统文化等课程资源研发的热点领域，大学、社会团体、教育企业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校本课程开发如火如荼，围绕传统文化、科技前沿、艺术专长、心理健康、生涯规划、国际理解、地方特色等核心主题，我国开发了诸多校本课程资源。这些校本课程未必都很完善，但它作为课程建设的新生力量，表现出了强大的能量，拥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4.课程理论研究与课程论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课程论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课程理论研究逐步深入，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重要成就。在20世纪前半叶，我国学者出版过有关课程论方面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课程论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初期，因应课程建设实践的内在需要，以陈侠为首的部分学者积极呼吁建立课程论学科，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基础上创建了课程教材研究所，创办了课程与教学论的专业学术期刊《课程·教材·教法》。由此，我国课程论重新起步，并很快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课程论呈现出实践需要推动理论发展的明显特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基于课程现代化的需要，我国大量介绍、研究了国外课程理论与课程改革的进展，积极探讨课程基本原理和课程建设策略，整体奠定了课程论学科发展的基石。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课程论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大机遇。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问题的推动下，围绕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编制、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校本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等问题，学界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促进了课程论知识的创生与传播。在学术层面，关于课程的多层面透视逐步展开，在课程史学研究、课程社会学研究、课程改革论研究等方面，学界做了大量创造性探索。其中，以石鸥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持续关注教科书历史发展的史料收集和学理解读，对课程史学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些学者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教科书背后的价值倾向和价值偏见，注重揭示教科书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促进了对教科书的多维理解。基于课程改革的实践，学界对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目标选择、推进机制、效果评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深化了对课程改革的理性认识。

　　总之，改革开放40年间，课程建设与课程改革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议题。围绕这一核心议题，我们走过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道路。通过改革开放的全面实践，我国课程体系日益完善、课程资源不断丰富、课程理论水平逐渐提高，可谓成就斐然。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也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反思，如本土课程理论建设问题、课程市场化问题、课程改革的方向与模式问题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是我国课程现代化走向深入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