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美国政府通常在和平时期只维持小规模的常备军事力量，只有在进入战争状态之后，才开始招募士兵组建较大规模的军队，军方才开始权宜地制订军事作战计划。直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欧洲列强掀起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浪潮和军事科技的快速发展，美国军方和文职当局才意识到有必要进行军事体制的改革，并认为应当在战前预先制订相关的军事战略计划。19世纪90年代初，美国陆军开始研究进攻加拿大的作战计划，海军军事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Mahan）则制订了一项同英国作战的计划，但这两个计划都未将政治因素考虑在内，纯属假想性的。1891—1892年，美国水手在智利同当地人斗殴引发危机，美国政府第一次在战前制订一项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作战计划，尽管危机最终因智利政府的妥协而化解。

　　此后，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主要将打败西班牙作为制订作战计划的重点内容，其中还设想了与西班牙和日本同时作战的情形，这不但是美国军方第一次考虑两洋作战问题，而且将大西洋列为最重要的地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欧后亚”战略的源起。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取得了美西战争的胜利，但同时暴露出陆海军之间缺乏有效合作的弱点。尽管此后不存在现实的安全威胁，但美国政府愈发意识到，需要加强军力和改进作战计划的制订工作，以维护“门罗主义”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利益。1903年7月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

　　美国正式制订军事战略计划，始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打破了远东的力量平衡。是年4月，陆军参谋长阿德纳·查菲（Adna R.Chaffee）建议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准备一系列两军种共同行动的计划，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12月13日，联合委员会用不同的颜色来指代对美国利益攸关的国家，如英国（红色）、德国（黑色）、法国（白色）、西班牙（黄色）、日本（橙色）、意大利（灰色）、俄国（绿色）、奥地利（赤红）和中国（藏红），而其他一些国家使用字母缩写，如荷兰（Hd）、丹麦（Dk）、哥伦比亚（Ca）、委内瑞拉（Va）、巴西（Bl）和智利（Ci）。[22]在联合作战思路的基础上，各军种制订出自己的作战计划。

　　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主要研究了针对德国、墨西哥、英国和日本的战略作战计划。另一方面，美国军方实际并未立即使用以颜色指代国家的做法，存在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至少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内仍未完全采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缓和了国际局势，“英日同盟”随之解散，加上20世纪20年代日本推行协调外交，这使得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与欧洲某一大国或欧日同盟作战的可能性似乎遥不可及”[23]。由于这一时期只有英国和日本拥有较强大的海军，可能直接威胁到美国利益，于是陆海军联合委员会主要致力于“红色”、“橙色”和“红—橙”计划的研究修订。其中，“红色”计划和“红—橙”计划最不具备现实性，因为尽管英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基地，但“美国与英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极其渺茫的，大西洋两边都没有发动战争的感情因素”[24]。

　　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是，“红—橙”计划是颜色计划中唯一一个针对敌对同盟的作战计划。该计划从1919年开始制订，直到1941年，主要设想美国无法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处于攻势，只能在集中力量打败红色的同时，对橙色维持防御，待红色的命运确定后，再将力量转移到太平洋。[25]这个计划虽然不具现实性，但它“迫使军事计划人员去认真考虑美国不得不在两洋同时作战的问题……证明对那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制订的计划来说，它有着重要的价值”[26]。

　　马歇尔的传记作者福雷斯特·C·波格指出：“这一方案纯系学术性，但其思想基础数度影响以后的方案构架。这些美国设计者考虑到仅有一大洋时美国需对付两大洋的敌人，他们建议在与太平洋的橘黄色军队交战前先应付更强大的大西洋军队。当德国取代英国时，橘红双色这一观念不变。”[27]

　　20世纪30年代欧亚战争策源地开始形成，日本在远东不断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日关系开始迅速恶化。由于日本取得中太平洋原德属岛屿的委任统治权，这些岛屿横跨在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交通线上，加上在华盛顿会议所签订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中，美国承诺不在西太平洋新建和加强海军基地，“这些规定意味着，美国将不可能防御日本对菲律宾发起的攻击”[28]，而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暂不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因此，在1939年之前，美国军事战略计划人员把日本看作最可能的敌人，作战计划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围绕“橙色”计划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