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一向的印象中，我们队长总是随和持重，宽宏待人的，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凶狠过，他逼视着那位已经瑟瑟发抖的“美国公民”，一字一句地说：“你给我听好，你知情不报，串通杀人，我肯定能找到证据的，今天我们把你从这儿带走，你就别想再回来了！”

　　矮胖子挣扎着，抖着嗓子失声尖叫：“我没有串通杀人呀，我没有串通杀人呀，请让我解释清楚，长官清给我一个机会！”

　　他显然被队长的虚张声势吓坏了，因为他弄不清国内的法律，他怕自己要真的被带到什么地方去，那就真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回不来了。

　　队长的嘴角隐隐挂出些得意，越发从容了，对刑警说：“让他坐下来。”

　　矮胖子坐下来，刚才的矜持镇定顷刻瓦解。他重重地喘着气，嘴巴被鼻涕弄得一塌糊涂，细细的眼角不知什么时候迸出两滴眼泪。

　　在场的中方经理和夜总会工作人员大气不出地站在一边，表情紧张。处长示意刘保华先请他们出去。

　　中方经理和那几个工作人员被刘保华领出去以后，矮胖子开始了语无伦次的供述。他说他和冯先生和潘先生都认识，但平常没有来往的。冯先生的事要办好，潘先生的事也要帮忙，冯老板不好惹，潘老大也不能开罪，如此这般絮絮叨叨杂乱无章，我们听了半天才听出一点眉目来。

　　预订登记本上的那位李先生，果然是潘大伟的手下。前天晚上这位李先生专程来了一趟美高夜总会，找矮胖子看了房间，然后交出一张十万元港币的支票作为预订金。矮胖子说哪里用得了这么多，而且潘老板肯来赏光，免费孝敬也是应当的。姓李的说别客气，钱如果用不了也不用找了。矮胖子明白这是潘家有事要求他了，他更不敢接了。

　　姓李的很轻松，说没有大事你不用慌，我想知道冯老板二十五号要来会潘老板的弟弟，你们安排在哪一个房间？矮胖子说安排在里边一间，里边安静。姓李的说据我知道里边的包房原来的设计都是套间，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把中间的门锁了当单间用？矮胖子说是的，因为单间不够用套间不好卖。姓李的说那好，我就用冯老板隔壁的房间，中间的门麻烦你不要上锁。姓李的又问，这些房间原来是不是还都有一扇门通后面的操作间？矮胖子说是的是的，原来都准备做宴会单间的，因此所有房间都有门通向后面厨房，可这些情况你怎么知道？姓李的笑而不答，又问厨房那边的运货电梯是否可以通到下面，矮胖子说可以，可以一直通到大厦后面的卸货平台去。姓李的说好了，别的不多麻烦你，钱你收好，这是潘老板的面子。

　　矮胖子收了这张支票，他猜测潘家大概过于谨慎，伯天龙帮在美高摆下一席鸿门宴．所以预先看好退路。他想这真是惊弓之鸟太过虑了，这是大陆，是北京，冯世民真要对潘家的人不客气，也不会选到这儿来发作。他可是一点都没想到，就是这张支票，成了叱咤香港几十年的天龙帮大龙头冯世民的“盒儿钱”。“盒儿钱”，你懂吗？

　　海岩：懂，北京人说“盒儿”，就是棺材。

　　吕月月：矮胖子交代的这些情况，和当天现场勘查的发现完全吻合。冯世民死亡的那间包房和隔壁相通的门果然没上锁，而隔壁房间通往后面厨房的那扇平常被封住的小门也被撬开了。

　　据服务员讲，隔壁这间房里的客人是两个三四十岁的港客，和冯世民一样，也没让歌厅的小姐来陪。看来，潘小伟正是在这两个港客的接应下，穿过夜间无人的厨房走道，从运货电梯旁边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美高大厦的底层，从卸货平台逃之夭夭的。

　　海岩：冯世民是死于何人之手呢，是潘小伟还是隔壁那两位港客？

　　吕月月：当时我们分析，最大可能是死在潘小伟手上。

　　海岩：可潘小伟没有枪啊。你们刚进去的时候，那两个打手不是还搜过你们的身吗？

　　吕月月：在现场勘查中我们发现，夜总会男卫生间里有一个抽水马桶的水箱盖子歪了，地上有水淋痕迹，水箱里有一个空着的黑色油布包，箱盖上有潘小伟的指纹。

　　潘小伟是在天龙帮那两个打手检查小提琴时进的卫生间，显然他进去以后，就在这个抽水马桶的水箱里取出预先被人放在这里的，用油市包密封好的手枪。由此也可以判断，冯世民饮弹而亡不是偶然的突发的，他可能是死于一个精心设计精心准备的诱杀计划，潘小伟本人也可能是参与了这个杀人预谋的。

　　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结束以后，夜总会的那位矮胖经理还是被我们带走了。他走时有些神智混乱，叨叨不停地要我们通知他的律师，刘保华问：“谁是你律师？”他又张三李四口齿不清说不明白。

　　处长、队长，一直到下面的每一个刑警，人人脸上都像打了一层灰灰的霜，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天快亮了。

　　海岩：不过小提琴总算拿到了，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只要把琴拿到手，就是胜利。

　　吕月月：琴是假的，经过鉴定确认，这不过是一只复制品，不过复制得很讲究，粗粗一看，可以乱真。

　　海岩：啊，这就闹大了。当时你怎么想？

　　吕月月：我都增了，潘小伟，潘小伟，他是那样一个天真幼稚，浑身都透着一股孩子气的人，几个小时以前，他还那么鲁莽直率，既无所顾忌又缺乏经验地坦白爱情……怎么又突然杀人潜逃，连一点诀别之意都没有暗示给我呢？莫非是梦？

　　在勘查美高夜总会杀人现场的同时，处长派人组成另外一组，去亚洲大酒店搜查了潘小伟住的房间。潘小伟随身衣服物品，一样没少。酒店的服务员已经为他开好了夜床，毛毯折起的一角，摆放着早餐卡和一枝玫瑰花，桌子上的保温盒里，暖着茶……这房间里舒适温馨的情调丝毫预示不出主人将一去不返了。

　　局里很快下达了命令，当晚封锁了首都机场，授权机场公安，如果发现潘小伟企图登机出境，可以立即拘拿！各有关区县的公安分局也在北京火车站和各长途汽车站加派了巡查力量。

　　海岩：这么大的北京，通往外省的路线四通八达，查得过来吗？

　　吕月月：其实潘氏兄弟当时没有急着走。后来我才知道，潘大伟当初基于各方面考虑，确实是想交琴与天龙帮和解。但冯世民居然答应得那么痛快，却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冯世民指定在美高夜总会见面，令人不能不疑，他不能不翻来覆去地琢磨这是不是冯世民安排的一场鸿门宴。而且仔细一想，退一万步说，就算冯世民确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这个交琴方案对潘家来说，也有很大的后遗症。如果冯世民在得到小提琴后很快被大陆警方扣押并将提琴收缴，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猜到潘家与大陆公安早有勾结，设下圈套，不但不会和解，反会仇恨增大，更加势不两立了。辗转犹豫之际，潘大伟突然想到，从天龙帮投靠潘家的那个人原是冯世民手下一个建筑公司的工头，曾经到北京具体指挥过美高夜总会的装饰工程，对美高夜总会乃至美高大厦的内部建筑结构，应该了如指掌，于是叫来细问。那人如此这般描述一番，还画了张平面草图，美高夜总会前后左右的空间通道，—一在目。潘大伟看了，面上没露声色，心里暗生杀机。他找来妹夫和几个心腹，商议了一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摆下鸿门宴，就此除了冯世民这个世仇，造成天龙帮群龙无首，内部争斗的局面，潘家才有出头之日。

　　决心一下，潘大伟让他的妹夫留在香港坐镇，自己带了几个人，亲自飞到了北京。这件大事，非他弟弟潘小伟不能办，而他这个洁身自好的任性的弟弟，也非他亲自游说，否则是绝不肯沾上血腥的。

　　于是在亚洲大酒店轰鸣震耳的迪斯科舞厅，在热浪逼人的桑拿浴室，他对潘小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迫之以威。这是潘氏一门生死存亡的一步棋，作为潘家一员，潘小伟理应是个过河的卒子。实际上弟弟应该明白他现在已经过了河，绝不能亲者痛仇者快，退步往回走！

　　大约天地万物间真有什么看不见的法则规律，不然潭拓寺的高僧怎么就那么准地算出了冯世民的灾数？木然二十五号晚上潘家在美高夜总会怎么就干得那么顺手？后来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了现场勘查的结论绝对正确。潘小伟在隔壁潘家两个保镖的接应下，从KTV包房出去，走厨房通道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底层卸货平台。潘大伟和另一个心腹早已驾着一辆面包车候在这里，从容不迫地把他们接走了。

　　海岩：把他们接到哪儿去了？

　　吕月月：差不多在我们处长赶到美高夜总会的同时，潘氏兄弟出现在天龙饭店的大堂里。

　　海岩：潘小伟原来不就是住在天龙饭店吗，他们是不是也想杀个回马枪来个出其不意灯下黑？

　　吕月月：不，他们并没有到前台登记租房，而是直接到了行李寄存处。潘小伟拿出一个寄存牌，牌子上写明的寄存日期，就是他十多天前从香港飞抵北京的那一天。

　　海岩：啊，我明白了，他住进天龙饭店的时候就在这里存了一件行李。

　　吕月月：他从香港来实际上随身带了两个皮箱，一个装着他的日常用物，另一个按照大哥的嘱咐在入店时存在行李房了。

　　海岩：这是什么行李，值得他们冒险来取？

　　吕月月：这个箱子是潘大伟交给弟弟带到北京的，潘小伟并不知道其中何物。他们取出箱子随即离开饭店上了汽车，潘大伟就在车里把箱子打开查看。箱子里装了些零零碎碎的衣服。播大伟三下两下将衣服翻开，在衣服下面的东西暴露出来的刹那，他的脸色显出几分凝重，潘小伟借着车窗外路灯惨淡的光，他看到了……海岩：一把意大利小提琴！

　　吕月月：对！

　　海岩：月月，我们说了这么多天，可直到昨天，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意大利小提琴才千呼万唤地露了面。潘大伟也真敢冒险，竟然把琴就藏在天龙饭店的行李房里。

　　吕月月：潘小伟是按他大哥的交代存了这个箱子，他当初还以为这是大哥的重要文件或是文玩细软一类呢。

　　海岩；那么事已至此，你们公安局下一步该怎么搞呢？

　　吕月月：丢兵报将，人财两空，这案子在渐入佳境时突然急转直下，一败涂地。除了继续组织力量，查缉搜寻潘小伟之外，当时处里和队里，特别是我们这个专案组剩下的问题，主要就是检讨反思，听候处分了。

　　我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潘小伟送我的生日礼物，退还给行政科。那只娇小玲珑的真皮手包上，被地下车库电话亭窗户的玻璃划了一个显眼的外伤。行政科的一个女同志在验收登记时反复查看着那个划痕，皱着眉问：“怎么弄成这样了？”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解释来龙去脉，只好简单说：“啊，划了个口。”

　　女同志面带不满，收了东西。当我走出房门时听到她对屋里的其他人嘟囔：“再好的东西，一说用完要交公就都不爱惜了……”五月二十六号、二十七号，我们动员力量在全市各涉外宾馆饭店反复查找，没有发现潘小伟。在全市各出租汽车公司中也查了两天，同样未见线索。飞机场和火车站是最早接到通缉令的地方。到了二十八号，我们估计，潘小伟现在依然滞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说不定他在二十五日当天已经连夜离京，甚至此时还在不在中国大陆的境内，也很难说了。那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像害了大病似的，内心的一切感觉都变得矛盾、混乱、颠倒。我想潘小伟现在在哪儿？这些天几乎形影不离的相处，我以为我了解了他，我以为他真的纯情，真的堕入爱河，真的把我当作可以和他一起筑巢而栖，天真相爱，像童话一样生活的伙伴。可他突然离我而去，一去不返，甚至没有道一声再会，道一声珍重。他明知道二十五号我们在“亚洲”他的房间里吃的那顿饭是我们最后的晚餐，可他为什么还要在饭前那么激动地向我**他的心？是作戏吗？

　　是玩笑吗？是欺骗吗？可这样对他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真的混乱极了，因为我不断地想到他的那张脸孔——笔直的鼻子，红红的嘴唇，短短的头发；想着他登天安门时跳跃着爬楼梯的样子；想着他在天坛冲着回音壁说了那么多可笑的傻话；想着他用望远镜偷看京城一个窗口里发生的夫妻纠纷……想着他喜欢诗人顾城，喜欢顾城的浪漫和离世，喜欢顾城的超凡脱俗和想入非非。可难道喜欢顾城就非要像顾城那样去杀人，那样难以理喻吗？和顾城那个世外桃源的激流岛相比，也许潘小伟有一个恰恰相反的处境，也许他恰恰身处在一个比一般人的生存环境更**更残酷的现实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做的一切也许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和天性，他必须承受他的年龄本不该承受的压力和矛盾，和其它很多我们无从知晓的事情。也许我把一切都想错了，也许他很善，也许他很恶！

　　二十六号和二十七号整整两天一夜，队里很多人都没有回家，忙着清理现场勘查材料，起草给上级的情况报告，部署对潘小伟的围追堵截。二十七号下午我实在困乏失态，就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潘小伟坐着我们那辆老式的桑塔纳，不知去向何方。我开车他在旁边不停地亲我，还做了许多亲昵的动作说了无数缠绵的话。车至半途天色突变，风卷砂石，雷雨大作。有人用力敲我们的车窗玻璃，我对潘小伟说快跑有刺客。潘小伟说别慌可去同他们讲理。他把怀中抱着的一个婴儿交给我——这孩子是谁？——然后下车去和那几个歹徒理论。我发现他们像是很熟，像兄弟姐妹一样有说有笑。说笑片刻竟亲热如家人般勾肩搭背扬长而去，抛下我不闻不问。我情急大喊，怀中婴儿哭声震耳——这孩子是谁？——我不知该怎样哄他。忽又见一男子持枪向我走来，抬起一脚将车窗踢碎，慌乱之中我无处躲藏，心跳得接近窒息，绝望无助闭目等死。那男子向我连发数枪，我立刻感觉胸口被压迫得无法呼吸，脑子里幻化出金星万点，四肢厥冷，口唇发麻，不知自己是否已死，是否已灵魂出窍……这时我醒了，是被刘保华摇醒的，他吃惊地瞪着我，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干吗出这种怪声。我摇头喘气，感到汗透内衫，疲惫已极。小薛在一旁看我，见我没事了便又坐下。

　　小薛那几天在办公室里一直不理我，我知道我伤害了他，可我没有心情再去解释什么。

　　五月二十八号清晨我真的发了烧，既不是感冒也没有炎痛，可这无名高热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我妈打电话到单位给我请了假。恰巧那天万副局长亲自到我们处来，参加了由处长召集的小提琴一案的研讨会，参与这个专案工作的同志除我因病缺席之外，都被通知到会。

　　和万副局长一起来的，还有两个面目严肃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一言木发，只是认真地听，在小本上密密麻麻地记。

　　据后来刘保华的形容，那天会议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大家都想往角落里坐，处长叫大家坐拢些，李向华和我们几个分别挪了挪位置，伍队长依然坐在最边上闷头抽烟。

　　处长看了他一眼，没再叫他。

　　万副局长首先做了开场白，他说今天咱们就算是专案组内部的一个研讨会，案子搞成这么一个结局，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客观现实摆在这儿，没有办法，需要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反思一下。今天先不谈责任，先分析原因。当然也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

　　万副局长很冷淡地讲了这么几句，就收住不说了。冷了一会儿场，处长咳嗽了一声，字斟句酌地说：“虽然，今天万副局长讲了先不讨论责任问题，但案子形成今天这个局面，我作为处长，肯定是要负一定领导责任的，要做自我批评，把关不严嘛。呢——这个案子呢，开始还比较顺，当中出的一些事，以及现在的结局，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说明我们在指挥判断上确实存在着主观主义的问题，工作做得不细，不扎实，然后又盲目乐观，认为一切进展正常，因此在战略上比较轻敌，战术上又比较冒险，大意失荆州。”

　　万副局长插话：“这个案子前后延续了近半个月，难道你们就没有发现对方的一点漏洞吗，就没有一个同志曾经提出过一点反面的判断和分析吗？对方这么大的动作，事前肯定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的，你们这个专案组的老同志也不算少了，就没有一个人有所察觉吗？”

　　处长脸上很不自然，“这个，万副局长批评得很对，蛛丝马迹不可能没有，但我们确实大意了，工作不细，工作不细。”处长不知为什么瞟了一眼伍队长，他发现伍队长的目光和他冷冷地碰了一下，移开了，他迟迟疑疑地改口道：“啊，当然，有的同志是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潘小伟对我们可能有所保留。但是提出这个怀疑的时间太晚了，已经很难改变既定的计划……”

　　李向华这时举了一下手，看得出来他想在局长面前发言，已经等了很久，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小李说说吧。”

　　李向华站了起来，他有点慷慨激昂：“这个案子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是早有预料的，而且我以前也不止一次地提过意见。处长刚才说疏忽大意，我看还不是一般的疏忽大意，这一大意就造成了纪春雷同志的无畏牺牲。

　　纪春雷同志牺牲后，我们也仍然没有认真反省，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就同意潘小伟与天龙帮接头。现在看来，潘家对美高总会的地形非常熟悉，这个接头地点显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冯世民指定的。所以我认为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一是严重疏忽，二是方案太冒险，安全性很小，三是用人不当！咱们都知道，吕月月在个人感情方面本来就比较新潮，又比较任性，应该说，还很不成熟。而我们的监控对象呢，那可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挥金如土的阔少。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还好说，九十年代社会大环境那么开放，年轻人的思想那么活跃，拜金主义那么普遍，问题就难说了。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忠于组织远远不如忠于自己，金钱美色一攻，很难脸不变色心不跳，保持气节，弄不好就吃吃喝喝混到一起去了。上次监控对象拉着目月月去王府饭店，吕月月既不请示也不报告，就去了。当时我是提了意见的，还不接受教训，后来去石景山游乐园又是擅自改变计划去的。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组织观念的话，我看纪春雷也不致于葬身鱼腹，光荣当烈士！”

　　“我插一句。”伍队长突然举**断了李队长的发言，口气虽不似李队长那样激烈，但他一向很少这样急于开口。

　　“我反对这种说法，吕月月任性、不成熟、没经验，这些问题都存在，但她对工作是忠诚的，潘小伟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要想拿回小提琴只有做潘小伟的工作，要做好潘小伟的工作不能没有吕月月这个角色，如果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一切责任在我，由我承担。但是这个案子本来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不冒险怎么能把琴拿回来！”

　　万副局长厉声喝断伍队长：“琴你拿回来了吗？这又不是你的庆功会，嗓门儿那么大干什么！让人家把话说完嘛！”

　　万副局长一发火，伍队长一下子把话噎在嘴里，用力咽了口唾沫，僵硬地打住，低下头抽烟。会场沉默了片刻，处长对李向华说：“你接着说吧。”李向华脸色铁青，闷了一会儿，粗声说了句：“我说完了。”便坐下来。

　　于是这个会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大家都闭着嘴看天，谁也不好发言，要发言就得琢磨是向着伍队长说还是向着李队长说。处长环顾左右，动员道：“大家接着说，都得说，啊，研究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刘保华，你先说说。”

　　刘保华被点了名，向左看了看伍队长，向右又源一眼李队长，吭吭卿卿地开口：“案子没搞好，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也有责任，调查侦察工作都是我们做的，做得不深入，没给领导当好参谋，影响了领导的决策。不过，呕，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啊，我总觉得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这是个旧案，那玩意儿都丢了好几年了，凭这么点线索，不那么容易找回来，这种案子也就是得试探着干，成不成谁也没把握。如果说指挥上真有什么责任的话，我看也就是求胜心切，操之过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