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临危受命，担负起北大代理校长的重任，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委派北大教授陈雪屏从昆明赶往北平，接收北大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

　　当陈雪屏抵达北平后，首先遇到的麻烦就是伪“北大”教员的问题——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与学生根据政府的指令仓皇南下，占领北平的日军利用原校舍和来不及迁运的图书设备，又成立了一个伪“北京大学”，招生开课，对中国青年进行奴化教育。当时仍留在北平并渐渐堕落为汉奸的汤尔和、钱稻孙、鲍鉴清等人先后出任伪北大“总监督”和“校长”等职，周作人和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容庚等没有南迁的原北大、燕京大学教授也相继下水。

　　此次陈雪屏在北上途中已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让他接收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所以不可避免的要和“伪”教员们有些来往，而这却引发了傅斯年的怒火。

　　9月底，傅斯年由重庆飞往北平，见到陈雪屏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有没有与伪北大教员交往，陈雪屏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斯年听后呵斥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不仅如此，他还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除了坚决不予录用外，还要请司法部门将这些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打入囚车木笼。

　　伪大学教员们一看傅斯年摆出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无情架势，既惊又怕又怒又恨，恼羞成怒之下，他们经过一番密谋，暗中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不承认自己按伪敌人员被“征调”，而是国立北京大学永久的合法教授。

　　与此同时，他们还联合起来向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入主复员后的北大，继续担当传道授业解惑、万世不朽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对此，傅斯年嗤之以鼻，毫不妥协。他向北平的特派记者发表了爱憎分明的谈话，并刊登在《世界日报》上。

　　他说：“伪北大教职员都是伪组织的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的学生，应以学业为重开始补习，待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科系就读，学校将予以收容。”

　　就在傅斯年的声明发出之时，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正猫在北平八道湾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悠闲地写着日记，他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日记中将傅斯年的谈话比作巷中驴鸣，真是**裸的嘲讽。

　　周作人为什么如此针对傅斯年呢？因为他就是伪北大文学院的院长。

　　1937年北平沦陷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周作人却坚持不肯离去。他当时幻想在北平隐居下来，脱于红尘之外，以教书、写作、翻译为生，继续过着恬淡平静的“苦茶庵”生活。但是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因子弹打在纽扣上而幸免于难，他误认为这是日本人向自己施加压力，于是怀着惊恐之心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随后又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等职。1940年12月，他又“荣升”为“华北教育督办”、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日伪“华北综合调查所副理事”等职，彻底泡到污泥浊水里去了。

　　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为傅斯年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就以老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做日本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意，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命令傅斯年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道“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

　　傅斯年当即挥毫泼墨，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就在周作人与傅斯年叫板儿对阵之时，傅斯年在重庆再度对记者发表长篇谈话，就伪北大教职人员去留问题发表了四点严正声明

　　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孙，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

　　二、朱部长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是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

　　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

　　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如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当记者提到青年学生时，傅斯年慨然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复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请到许多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这一点朱部长也再三表示支持，相信北平的青年学生，也不会轻易受人欺骗。”

　　当记者谈到北平的文化汉奸时，傅斯年幽默地说他们的“等类不同”，有一种是消极而不能自拔的，如周作人，原来享有声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另一类是钱稻孙型，那才是积极性的汉奸，在北平沦陷之前，钱稻孙就做了许多令人怀疑的事儿，当时有人问他中国会不会亡国，他答以“亡国倒是万幸”。问的人很惊诧，再问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说：“不幸的是还要灭种！”而且那时候北大教授准备内迁时，他还曾多方阻挠，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儿。

　　最后记者问傅斯年，对周作人、钱稻孙之类的汉奸应该如何惩办？傅斯年用爽朗的山东口音说：“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让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傅斯年特别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这个声明发表之时，周作人已经因汉奸罪被捕入狱，无法继续与傅斯年叫板对骂了，而一直猫在北平小胡同中的伪北大教授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斯年从北平到重庆继续纠缠。

　　容庚出生于清末广东一个书宦之家，自小受到家风的熏陶，对古文字、古物情有独钟。1924年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转入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8月，傅斯年在广州筹备史语所时，打报告向蔡元培请求礼聘的23名特约研究员中，名列第11位，排在李济之后的就是这位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容庚。而盛极一时的罗家伦、杨振声、罗常培、等均位列其后，由此可见傅斯年对容庚的看重。

　　容庚曾立下宏心大愿，以八年的时间，专门从事商周青铜器的综合研究，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此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受到广泛赞誉，许多年后，仍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座不可超越的学术高峰，称此著作“标志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进入近代考古学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不过，容庚撰写这部大作之时，已经转到伪北大任教了。尽管学术事业有成，但抗战八年是彰显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在这道分水岭上，许多人成了学术与人格的分裂者。在大是大非面前，原本的朋友也变成了敌人，正如古人所言“汉贼不两立”是也。

　　当容庚风尘仆仆地从北平来到重庆找到傅斯年想要当面理论时，傅斯年拍案而起，摇晃着肥胖的身子指着容庚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傅斯年就命人将容庚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就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

　　后来，容庚得到高人指点，重新换了衣服，洗掉满身的污泥，再度登门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云云。傅斯年思虑半天，才勉强接见，但仍不许他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关系，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