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访问结束后，蒋介石依旧坚持一党专政，就在两党矛盾进一步加深时，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了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在军部强硬分子的操纵下，宣布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8月6日，被激怒的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决定对日宣战。次日，苏联红军迅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并向朝鲜北部和库页岛进军，一举歼灭近百万日本关东军。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以中国政府主席的名义致电斯大林，称：“贵国对日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以及“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

　　他预料的没有错，8月9日，怒气未消的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整座城市化为一片废墟。当晚，已经被打得急红了眼的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不顾军部强硬分子的阻挠与蛊惑，最后裁决：以不变更天皇地位为条件，向中、美、英三国为首的盟军投降。

　　8月10日下午7时许，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稍后，消息由重庆美军总部传出，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受命紧急插播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非凡时刻，播音员热血澎湃，感情激**，已没有了平日圆熟的素养与技巧，任由情感喷涌。在广播快要结束时，播音员呜咽着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

　　话音刚落，收音机中就传出响亮的爆竹声、锣鼓声以及外国盟友“顶好”“顶好”的欢呼声。紧接着，“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中华民国万岁！”的欢呼声如春雷般炸响，整个重庆形成一片欢腾的海洋。

　　这个时候，傅斯年仍在重庆，当胜利的消息猝然降临时，他先是目瞪口呆，接着方寸大乱，欣喜若狂。平时滴酒不沾的他从墙角抓起一瓶不知什么时候存放的泸州大曲，摇晃着高大肥胖的身躯冲出门外，加入到奔跑欢跳扬臂高呼的人流之中。

　　许多年后，同在重庆的罗家伦还记得这幕经典的场景。他在回忆文章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孟真疯了”。接下来继续说道：“从他聚兴村的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盟军还大闹了好一会。等到叫不动了，才回到原处睡觉。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哎！’”

　　是啊，这口气整整憋了八年，八年的苦难、辛酸、屈辱、悲愤、忍耐，直至抗争与浴血奋战，生死一搏。一旦胜利到来，被压抑了八年之久的神经需要痛快地舒展，人们的情绪如同被地壳挤压得太久而终于像火山一样轰然爆发，拘谨的变得放纵，沉郁的也变得豪迈。

　　遥想当年，在那个寒风凛冽的严冬，中国军队在一片混乱中弃守南京，日本军队用超乎想象的野蛮，惨绝人寰地屠杀放下武器的战俘和中国平民，疯狂强奸无辜的妇女。与兽性大发的日军遥相呼应的日本市民，纷纷涌向东京街头，提灯游行，庆祝狂欢。

　　“谁会笑，谁最后笑。”——这是南京沦陷、日本东京狂欢之时，一位名叫鲁道源的滇军师长说出的一句暗含机锋的话。

　　这是一个隐喻，也是一种宿命，它预示了中国人民在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最终将修成正果，迎来胜利的欢笑；它暗含了中华民族必将在这场震天撼地的战争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玄机奥秘——这一切，都随着重庆街头那炸响的爆竹和狂欢的人潮而得到了历史性的验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时间中午12时，重庆上午11时，日本裕仁天皇对全世界广播了“停战诏书”，正式宣布330万垂死挣扎的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同日，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名义，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民的广播演说，演说指出：“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

　　9月2日，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正式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播发的电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的正式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在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兼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找傅斯年谈话，让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即刻做复员北平的准备。同时承诺中研院史语所，仍由他本人牢牢地攥在手心，其他人不会染指。朱家骅最后强调，此次任命不仅是教育部的意见，也是蒋介石的旨意。

　　那么，上一任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去哪了呢？

　　这事还要从1945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说起，宋子文当选为行政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受命组阁。那时的蒋梦麟除了是北大校长外，还兼任西南联大常委的职位。因为宋子文和蒋梦麟都是留美派系的首要人物，而且二人关系密切，所以就拉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

　　当时蒋梦麟正在美国考察教育，北大教授们希望他在美国能洽商采购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一批新教授，以为即将胜利复员的北大重建有所裨益。想不到图书仪器没有见着，蒋梦麟却放弃北大当起官僚来。而且这事蒋梦麟不但事前没有与北大同人商量，事后也没有向北大教授们解释，更离谱的是，蒋梦麟从美国回国经过昆明时竟然没有去西南联大看一眼，就径直飞到重庆了。

　　直到6月末，蒋梦麟才给北大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到行政院当官的事儿，同时表示自己仍然可以兼任北大校长。至于西南联大常委的职务就请周炳琳先生代理。

　　这封信引起了北大教授们的极大不满，在郑天挺等人眼里，蒋梦麟是天下士林罕有的重量级甚至宗师级人物，这样的人物在抗战胜利之际却要放弃北京大学，做一个宋氏门下的帮闲者，实在是令北大蒙羞。

　　在这种情形下，北大同仁共举傅斯年以公私两重友谊向蒋梦麟进言，做最后的努力。想不到蒋梦麟并没有给傅斯年面子，坚持己见，一意孤行。

　　傅斯年见对方如此不识抬举，盛怒之下不再顾及个人感情，开始鼓动朱家骅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革掉蒋梦麟的北大校长之职。

　　在朱家骅与傅斯年的合力夹击围堵下，深知鱼肉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蒋梦麟只好忍痛割爱，与北大一刀两断，公开辞去了西南联大常委及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务，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宋子文内阁。

　　在学界一片惋惜、困惑甚至怨怒声中，国民政府于同年8月免去蒋梦麟北大校长一职。并准备任命有“大炮”之声誉的傅斯年为北大校长，以维持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