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史无前例的“**”爆发了。原本已经在学术研究领域举步维艰的梁思成一下子被抛进命运的深渊。

　　没经历过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人，很难想象人们的灵魂能被扭曲到何种程度，天真的梁思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昔日悉心栽培的学生们，会对着自己喊打喊杀。

　　关于这段充满耻辱的经历，梁思成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述，但是林洙作为他最亲近的人，对这种痛苦却感同身受，林洙说：“其实，疼痛的又何止是身体呢？望着面前人头攒动的观看者，听着他们发出的刺耳哄笑，梁思成眼前恍惚了。这批斗与其说是肉体上的折磨，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侮辱，是对这位正直学者高尚人格的粗暴践踏。”

　　对于梁思成和他的亲人们来讲，这只是噩梦的开始。在曾经熟悉、并为止付出无数心血的清华园中，不管是哪一派革命群众都要揪斗他，而在接受批斗的过程中，梁思成这位伟大的学者，被迫“享受”了“坐飞机”的“高规格待遇”，而且往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所谓“坐飞机”是一种体罚手段，就是把被批斗者的两只胳膊向后上方或向侧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或者头部向地，臀部高撅，同时在胸前还挂着沉重的黑木牌，时间长了，除了腰酸背痛，四肢僵硬外，颈部甚至都被会被勒出血痕。

　　此时的梁思成已经是一位年近古稀体弱多病的老人，这种无休止的批斗使他的身体遭受了巨大的摧残，然而，心灵上的痛苦比身体上的痛苦更令他难以忍受。

　　在残酷现状的压迫下，梁思成的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但即便这样也没有达到革命群众的要求，梁思成的家成了他们肆意査抄、甚至是无耻勒索的“反动堡垒”。任何造反派组织可以在任何时间闯进梁家，随意抄走或毁坏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稍有不满，便对梁思成和他的家人拳打脚踢，师长的尊严、学者的人格，在这些疯狂的革命小将们无知的哄笑声中毁灭殆尽。

　　林洙回忆说：在抄走的文物中有几件极有市场价值的东西，一件是战国时期的铜镜。虽然我国古代铜镜保留到现在的极多，但是像这面铜镜保存得那么完美的却极少，它上面的花纹几乎没有受到损坏，而且精美无比，这是梁启超的遗物。另一件是一尊高约三十厘米的汉白玉坐佛，它曾见于古书记载，这是林徽因父亲的遗物。还有一个高三十厘米宽二十多厘米的石雕，上面刻着三尊美丽的佛像，思成曾告诉我这尊古雕的由来：一天他去拜访陈叔通老先生。陈老酷爱古玩，他看思成正在聚精会神地端详他珍藏的佛像，便玩笑着说：“你如果能猜得出这雕像的年代，我就把它送给你。”没想到思成竟脱口而出，说这是辽代的。陈老大吃一惊，但是他老人家信守诺言，真要把这个稀世之宝送给思成。思成执意不受，但却玩笑着对陈老说：“我可以接着猜下去，也许能把您收藏的一大半古玩抱走。”陈老哈哈笑着说：“可不敢再让你猜了。”

　　还有一双小小的汉白玉佛脚，这是思成在佛光寺后山上拾得的。佛像的身体部分已毁了，只留下一双踏在莲花上的小胖脚丫。他常常给朋友们看这双小胖脚，并说：“这是典型的唐代塑像的脚，还风趣地在这双小脚的莲花座下面写着：莫待临时抱。”

　　这些文物古玩和艺术品被搜刮殆尽，从此杳无音信。万般无奈下，梁思成将当年花费大量心血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草图等，堆放在小院中，点燃火柴，付之一炬。

　　再往后，实在没什么可以抄拿的了，清华的“文革”领导小组就通知梁思成，三天内搬到清华北院一间只有24平方米，没有水暖供应的房子中去，而这已经是这一年来的第三次搬家。

　　当时梁思成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尤其怕感冒。林洙回忆说：“我们搬进北院的当天，突然来了寒流，气温降到了零下10度。虽然炉子一直燃着，但室内还是处于摄氏零度左右。正在这时，‘砰，哗啦！’‘砰，哗啦！’连续数声，窗上的玻璃一块块全被砸碎了。我和孩子们在大风中急忙糊上了报纸，但怎么也贴不上，浆糊一抹上很快就冻成冰了。室内温度急剧下降，零下2摄氏度、零下3摄氏度、零下5摄氏度。我们奋战了两小时，终于在风势略小时糊上了纸。我彻夜未眠，不停地往炉子里加煤，并为思成不断地更换热水袋，但他还是感冒了。这样的‘游戏’，后来隔几天就发生一次，直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仍在顽强地同疾病搏斗着。”

　　无休止的批斗使梁思成彻底病倒了，因为高干医疗制度已经被取消，清华大学医院拒绝为他治病。几经辗转，在一位好心的大夫的帮助下，才在北医三院得到了治疗。说是治疗，其实就是做一次身体检查买点药而已。就这样挨过数月后，直到1968年11月，周总理直接过问了梁思成的情况后，才得以转到北京医院继续治疗。自此梁思成直到病逝也没能离开过这所医院那张病床。

　　躺在病**的梁思成，虽然因为保护古建筑物而遭到多次批判，但是依旧惦记着北京这座古城，林洙充满愧疚地回忆起这样的一件事，她说：1969年冬春之交，北京市民为了执行“深挖洞”的最高指示，从四面八方疯狂地扑向城墙，带着扫除封建制残余的一腔仇恨、无情地破坏着，仿佛拆除了城墙也就是铲除了残留在人民心中的封建思想。当思成听到人们拆城墙时，他简直如坐针毡，肺气肿仿佛一下子严重了，连坐着不动也气喘。当他在报上看到拆西直门时发现城墙里还包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时，他对这个元代的城门楼感到极大的兴趣。”

　　他怀着侥幸的心情，像孩子般央求我说：“你看他们会保留这个元代的城门吗？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相片回来给我？”

　　“干吗跑到那儿去照相，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吗？咱们现在躲都躲不过来，还自己送上去挨批吗？”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忽然，我俯下身，在他的头上吻了一下，但是晚了，他像一个挨了毗的孩子一样，默默地长久地坐在那里。看到他的脸痛苦地**了一下我马上改变语气，轻松地说：告诉你，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那亲爱的丈夫的健康，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想。林洙一时冲动，拒绝了梁思成的请求，但是却因此饱尝后悔与痛苦，但也就在那一瞬间，林洙更加理解了梁思成的胸怀。她说：我不是一个建筑师，更不是文人。命运使我认识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从此走上建筑这个行业，并成了梁思成的第二个妻子。

　　朋友们曾对我说：“你好命苦！”我的命的确不好，但是我毫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并感谢上帝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每当我想起梁思成在最后的岁月中所受到的屈辱与折磨时，我就更加庆幸自己能在那样的时日陪伴在他的身旁，带给他以最后的一点安慰与温暖。那时我能为他做的，也就仅仅是这样的一点安慰与温暖了。

　　在那孤灯独照漫长的夜晚，我们相对无言。什么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建筑的民族形式？什么是建筑的社会主义内容？我们交了白卷。我们等待着明天，但是明天将带给我们的会是什么？是希望与一线光明？还是新的灾难？

　　就在这样的岁岁月月里，我更加理解了他。他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的热爱，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祖国的富强，他宁愿被打倒在地，被踏上千万只脚，正如他所说宁愿作为一个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年轻人也许会说，“真是一个迂夫子”。我曾想如果不是梁思成，也肯定会有另一个人走上这一条路。因为梁思成代表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对我们民族建筑文化的热爱，对祖国建筑事业的关切。他是我们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特定历史时期所造就的人。

　　命运对梁思成来说无疑是残酷的，但是在最屈辱，最痛苦的岁月中，幸好还有林洙能一直不离不弃地陪在他的身边。所以，在梁思成离开人世前，才会在病床前拉着陈占祥的手说：“这些年，多亏了林洙。”

　　1972年1月9日，一代建筑学宗师梁思成，带着困惑与落寞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时至现在，距离他离开人世已经50多年了，人们对他的祭奠不曾间断。